拓碑是保存文物的方法之一，两名拓片师深感本地老碑因岁月冲刷，风雨侵蚀，碑文日渐模糊，自告奋勇全岛跑透透抢救石碑，以拓片技术把碑上的历史记忆保存下来。他们不分种族宗教，为庙宇、会馆、祠堂的碑，坟场的墓志铭等做拓片，为保留碑上文史尽一份力。
碑的纹路、字迹与图案，是历史留下的呼吸。每一笔镌刻，每一道裂痕，仿佛低语着久远的故事。然而，拓片师知道，这些“呼吸”是脆弱的，岁月冲刷，风雨侵蚀，使得许多碑文日渐模糊，甚至湮灭于人们的记忆里。
“新加坡的许多碑得赶紧拓下来。”拓片师余康博士站在茶阳（大埔）会馆一块老碑前，指尖轻轻划过凹凸不平的字迹，带着一份深沉的敬畏说道。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块碑，而是祖先智慧与文化的载体，是人类与历史对话的桥梁。会馆重视碑上的信息与历史，让余博士与王思思博士搭档做拓片。
本地许多老碑，未必有这样的机会，余康有感而发地说：“新加坡的碑情况不容乐观，如果没有更多人重视，这些碑就消失了！”王思思博士急切地说：“为本地许多老碑做拓片，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抢救本地石碑刻不容缓
拓片（rubbing）指从碑刻、铜器等文物上拓印下其形状、文字或图画的纸片，是在印刷术和照相发明以前，中国人用以流传文字、图象的古老方法。即使在印刷和照相科技、三维扫描极为发达之后，拓片仍没完全被取代，因其“传真”和“传神”效果受到青睐。拓片可供研究、展览，作为修复碑的参考等。
来自中国的余康博士与王思思博士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和历史系的博士后，两人在本地修读博士时受到丁荷生教授的启发，决定做拓片来记录碑。从博士班毕业后，他们有空时全岛跑透透抢救碑。
余康露出担忧的神情说：“碑一直在败坏中，有的人选择框上玻璃来保护碑，但有些碑的材质根本不适合框玻璃；有些用现代科技去扫描并重新刻一个碑，这等于把老碑变成一个新碑，这样的维修方式很糟糕，很多信息都没了，也失去碑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如果晚十年再做拓片，效果是不同的，也是为什么我们得赶紧做。”
余康说，两人是从研究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并不讳言地说：“我们没钱请中国的师傅来做拓片，只能自己做。我们当研究生时，因研究碑刻而接触到拓片技术，我们在中国有很多做拓片的朋友，可以向他们学习。”
两人前年开始做拓片，从马六甲开始，然后为本地金兰庙的碑、武吉布朗坟场的一些墓志铭，以及会馆、祠堂的碑等做拓片。王思思说：“我们已做超过100块碑。不限种族、宗教，碑在哪就做到哪。会馆的碑含有许多信息，我们计划把碑上的人名和商号名字，与庙宇已做好的数据库，以及另一批商业数据库连接起来，做相关研究。”
在茶阳会馆做拓片时，其中一块碑角落上的字体模糊难辨，不过难不倒两人。他们凭借过去研究过的历史，在做拓片前为碑文收集资料，精准推测出模糊的字是“坤甸”。
拓片步骤讲究手法力度
拓片，看似简单，实则繁复。先扫除碑上的灰尘，边为碑喷水边上纸，接着锤碑、刷墨，每一步都讲究手法与力度。一点点偏差，可能毁了整张拓片。这是一门需要耐心和敬意的技艺，一张好的拓片，承载的，是碑的灵魂。
余康释出一个笑容说：“我们经历了很多失败，才掌握到当中的技巧。”王思思补充说：“东南亚气候热又潮湿，我们采用湿拓法，即锤完了直接上墨，而不是等纸干了才上墨，这能确保我们上两三次墨的时候，纸还在碑上面。干拓法需要更多经验，中国有些师傅也许做了七八年，才能做出一张像我们这样比较美的拓片。”
茶阳会馆外风呼呼作响，不过两位师傅手脚利落，没一会就做好拓片。余康说，户外刮风、日晒或阴天，都是做拓片的挑战。拓片讲求技术，有些纸适合某些碑，比如大碑，字体刻得很深的，要用厚一点的皮纸；小碑，字体刻得很浅的，得用很薄的纸。
王思思说：“在中国，拓片师傅讲究保留碑的纹理，但我们重视保留文字。比较小的碑，我们得用比较小的拓包去上墨。何时取下纸张要看几分湿，太湿会有重量，像一块布塌下来，太干又会黏在碑上。”
拓片在中国是一门传统技术，王思思说本地人却对拓片很陌生，“很多人以为我们的纸要留在碑上，或者以为我们是来清洗碑。我们希望更多人有机会了解拓片。”
两名拓片师用双手记录着消逝的痕迹，同时期盼着更多人能走近这一技艺，感受它的魅力。两人要教授愿意学习的人，并认为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学，碑的故事便能流传下去。两人说时眼中有光，那是对守护历史的坚定，也是对未来的期待。拓片的意义，对两人来说早已超越技艺本身，而是与历史的一场深情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