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鄂豫皖区域历史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届鄂豫皖区域史工作坊在安徽省寿县举办
执笔：李论、陈子煜；摄影：张礼娅
为深化鄂豫皖区域史研究，促进高校间科研协作与学术交流。2025年8月15日至20日，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安徽大学陈独秀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一届鄂豫皖区域史工作坊”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举行。鄂豫皖区域史工作坊由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安庆师范大学、阜阳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信阳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旨在构建跨校际学术共同体，创新研究方法论体系，培育青年学术力量，全面推进鄂豫皖地区整体史研究的纵深发展。本次工作坊吸引了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重庆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湖北大学、安徽大学等近三十所海内外知名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代表涵盖资深教授、中青年学者及在读博硕研究生等多个学术梯队，充分体现了学术传承与创新的有机融合。在为期六天的学术活动中，与会学者通过专题报告、圆桌讨论、田野考察等多元形式，就区域社会史理论范式、民间文献整理方法、跨学科研究路径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研讨，现场学术交锋激烈，新见迭出。特别在寿县古城实地考察环节，学者们通过对历史建筑、碑刻文献的现场解读，实现了文本研究与田野实践的创新性结合。
8月16日上午，第一届鄂豫皖区域史工作坊开幕式顺利举行。本次开幕式由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盛险峰主持。开幕式伊始，盛险峰教授对出席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欢迎与感谢，并对与会专家及工作坊议程进行介绍。随后进入会议致辞环节。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魏国锋在致辞中，对各位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鄂豫皖区域历史底蕴深厚，既是南北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地带，又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的核心区域，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他强调，此次工作坊的举办，不仅包含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体系与视角方法训练，还通过打捞历史遗迹、释读民间文献等沉浸式教学环节，助力青年学者建立历史现场感，培育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能力。随后，他勉励青年学者珍惜此次学习交流机会，专注听讲、勤于思考、积极互动，在与专家学者的对话中拓宽视野、深化认识。学院将持续深化与各兄弟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协同合作，共同推进鄂豫皖区域历史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冯筱才在致辞中，认为区域史工作坊具有不分时段、不分主题、不分身份的三个显著特点。工作坊通过从文献到田野，再到文献的这一训练过程，可以更好地促进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冯主任还特别提及，以寿县为样本的田野调查将贯穿工作坊全程，后续设置的专题研讨环节旨在实现三重目标：其一，通过个案深描揭示区域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其二，构建跨学科对话机制，推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范式融合；其三，建立青年学者孵化平台，在学术实践中发掘新生研究力量，持续激活相关领域的研究动能。这种“调研-研讨-反馈”的闭环设计，正是区域史工作坊促进学术共同体建设的核心价值所在。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刘建平在致辞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研究作为史学方法论的重要转向，其研究范式与问题意识显著区别于传统宏观史学，已发展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在中国幅员辽阔的背景下，当前区域史研究主要聚焦于三大核心板块：以社会经济史见长的江南地区、注重民间文献挖掘的华南地区，以及关注国家--社会关系的华北地区。这些区域性研究通过“以小见大”的学术路径，为解构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提供了多元视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鄂豫皖地区作为楚文化发祥地、淮河文明承载区及大别山精神诞生地，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层积与革命遗产，亟待学界加强系统性研究，这既是完善区域史学术版图的需要，更是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切入点。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科大卫先生以《历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为题做了工作坊主旨学术报告。科教授以《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捻军运动为切入点，进而引出“地方社会在哪里？”这一问题。柯教授以丰富的地图、布告、族谱、地契、文书、建筑等考察图片，史论结合，深入浅出，详细分析了入住权、地域权、土地权的来源以及相关证据。最后，柯教授提出“在这种环境下：‘乡绅’‘土豪’等名词，有什么意思？”并进行相关解释。
本次工作坊围绕鄂豫皖区域史相关问题征集学术论文并展开学术讨论。8月16日至17日，在工作坊的学术研讨中，专家学者们密切关注鄂豫皖区域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学术研讨阶段分为主题报告、论文评议和讨论总结三个环节。
安徽大学盛险峰教授主持第一场学术研讨，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香港岭南大学张雷、香港中文大学贺喜、安徽大学盛险峰四位专家担任评议人。河南大学杨宏鹏的《从“啻苴之田”到“芍陂”：历史地理视阈下固始、六安、寿县的上古关联》，表明固始、六安、寿县在上古时期已通过地理空间的连续性、水利工程的经济整合、行政建置的沿革变迁以及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长期积淀，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历史地理单元与区域共同体。安徽大学李文力、陆发春的《明清时期芍陂衰败问题再审视——基于区域地位和赋役改革的分析》，探讨了明清芍陂衰败除引水不足和豪民侵垦等直接原因外，还存在区域地位和赋役改革等深层因素影响。阜阳师范大学李东辉的《水环境变迁视野下明清时期豫东地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研究》，论述了黄河泛滥等水环境变迁导致的农田被毁、土质盐碱化问题是推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直接动因；工程使用寿命有限、费用不足、投入产出比不高，以及部分官员不作为和地方政府的短视等局限性制约了农田水利工程发挥作用，对豫东地区农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阜阳师范大学卫驰的《明清时期皖北地区禹王信仰研究》，提出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祭祀，促使禹王信仰在明清时期的皖北地区日益兴盛，逐渐形成流传至今的禹王文化。河南大学关勇的《因灾而徙：北宋气候环境变迁与华北地区人口迁徙》，认为自 10 世纪中叶至 11 世纪末，华北地区短时段、区域性的人口迁徙事件往往与水旱灾害密切相关；12 世纪初期，在极寒气候与女真南进等压力作用下，华北百姓纷纷南迁，并由此引发人口和经济重心的相应南移。
郑州大学巴杰教授主持第二场学术研讨，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香港岭南大学张雷、香港中文大学贺喜、安徽大学董乾坤四位专家担任评议人。香港中文大学朱戈辉的《口岸、市场与厘金：晚清镇江与芜湖的米市之争》，指出通商开埠刺激下产生新的贸易需求与地方政府间的权力竞争紧密相关，新兴贸易中心既在交通发展下推动了跨区域贸易，却也成为官员施加控制的目标，加剧了它们在区域贸易中的竞争与更迭，造成了跨区域贸易的不稳定性。湖北大学冯慧鑫的《清代湖北岳口熊氏典商合伙经营实态研究》，点明熊氏典当经营均采取合伙股份制，既有与外姓的合伙，也有宗族内部的合伙，并具备合伙制的两种形式：资本与资本的合伙、资本与劳动的合伙，而且这两种形式之间往往随实际经营需要而相互转变。熊氏典业文书还揭示出合伙经营的另一面，即“折伙”。武汉大学方华康的《清代中后期两湖基层漕政的恶化及其治理》，强调乾嘉以降，湖北地方漕弊深重，引发漕区民众持续抗争，但积重难返。迫于现实压力的制度调适使“国计”与“民生”在征漕上的矛盾得以暂时缓和。然而受“国计优先”的治理理念和“因循成案”的政治文化影响，改革成效难以维持。复旦大学李士为的《明清婺源十都四图乡约、图甲和保甲制的协同与演变——以<入清源约出晓起约叙记>为中心》，提到明清时期，婺源十都四图的乡约、图甲和保甲三种基层治理制度共同构建了一个复杂且灵活的地方治理体系。这些制度不仅是国家向地方社会渗透权力的重要工具，亦是地方精英通过调整和操控实现地方自治的重要机制。中南民族大学张幽的《京汉铁路与豫南地区市场网络的变迁（1906-1937）》，认为1906 年京汉铁路通车后，豫南地区原有水陆交通运输体系发生重组，铁路干线取代了传统南北交通干道万里茶道，但远离铁路的丹江商路和淮河商路所受影响不大。
安庆师范大学沈志富教授主持第三场学术研讨，复旦大学王大学、阜阳师范大学梁家贵、信阳师范大学孙启正、安徽大学黄文治四位专家担任评议人。郑州大学陈杰的《流动的边界：民国以来鄂豫皖边区行政区划的演变、记忆与历史书写》，提及鄂豫皖边区行政区划和县名的频繁变更，改制前的行政区划仍然形塑着当地民众的地域认同和历史记忆，同时影响着特定人物籍贯、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的历史书写，展现出边界行政区划调整对地方民众的地域认同、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产生的深远影响。华东师范大学任东峰的《“光蛋会”：豫南农民武装的组织形式与话语建构（1927-1934）》，认为在“光蛋会”这个模糊名称掩护下，中共农民运动的开展更为便利，但也阻碍中共革命意识的传输与群众阶级觉悟的形成。中共发展群众中的“避实就虚”策略亦淡化了其在外界眼中的形象。安徽大学李论的《从“造暴机关”到“经略地方”：中共安徽地方特委的职能嬗变研究（1927-1932）》，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安徽党组织在长江局与中共中央双重指导下仓促推行武装暴动。其“造暴”实践呈现出复杂面相，揭示了早期受“盲动主义”影响的地方特委作为“造暴机关”的复杂性，安徽革命实践也随之面临新挑战，这一困境直接推动了地方特委的“制度化”转型。安徽大学陈子煜的《山川为垒：日方档案中的鄂豫皖苏区军事地理与政权建构》，指出鄂豫皖苏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其军事地理特质与政权建构紧密相连，共同塑造了独特的革命发展空间。信阳师范大学张飞龙、孙启正的《鄂豫皖苏区中共战略调整与军队番号的演变（1927-1934）》，提出鄂豫皖苏区军队番号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军之初，番号由地方省委、军委和军党委制定，编制上采取“三五”制；1930 年前后，军队编制采取了适合运动战的“三三”制；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番号的制定权再次回到地方。王祥龙的《交通与鄂豫皖苏区地理空间的形塑》，点明鄂豫皖苏区的空间形成呈现出“交通形塑政区-政区反塑交通”的互动关系，可为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政区为何易扩难守或易守难扩提供合理解释。
阜阳师范大学梁家贵教授主持第四场学术研讨，郑州大学巴杰、河南大学赵金康、安庆师范大学沈志富、中南民族大学秦熠四位专家担任评议人。华东师范大学王梓轩的《地方视域下辛亥革命的民军维度——以皖北淮上军为中心的讨论》，强调淮上军的兴衰与嬗变，清晰展现了民军在国家剧烈转型中的多重角色：其既是基层政治动员的产物，也是现代中国地方治理逻辑演化的重要节点。湖北大学李晓溪的《“七分政治”中的权绅、县长与派系斗争——1933年黄梅县驱逐县长案中的权力博弈》，指明从黄梅案中可以看出，彼时权绅通过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成为基层政权中的实力派；县长权力无论在制度设计还是现实运作中都遭到了极大的掣肘；国民党内派系矛盾也下沉并影响县域政治。南京中医药大学方东的《禁烟、枪会与党争：1934年皖中巢县禁烟激变探析》，提到在严峻的生存压力、对政府抱有侥幸心理以及相信枪会组织庇佑等因素耦合下，巢县民众选择武装反抗国民党政府的铲烟行动。铲烟与抗铲，演变为国共两党对枪会组织的复杂处置，梳理呈现禁烟激变的脉络和主导逻辑，有助于拓展区域革命史，折射近代以来会党组织演变及其命运沉浮。无锡太湖学院唐昊灏的《全面抗战时期敌后国统区内的派系争斗——以鄂东保安团队为中心》，认为围绕鄂东保安团队的控制与反控制，陈诚与桂系之间展开了数度激烈的政治博弈。表面上看，这场派系争斗是双方始终不放弃对武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
河南大学赵金康教授主持第五场学术研讨，阜阳师范大学梁家贵、郑州大学陈杰、中南民族大学秦熠、信阳师范大学孙启正四位专家担任评议人。南大大学郭宁的《从豫鄂边到鄂豫边：战略变迁与中共经略中原之经纬（1938—1941）》，提及中共发展华中的重心最早是在中原的鄂豫皖与豫鄂陕两个地区。但是，随着 1939 年八路军暂不进军华中与发展华中战略的重心转向苏北，新四军李先念部成为中共经略中原的主力。华中师范大学高航的《中共鄂豫边区一元化领导的形成（1941—1943）》，认为推进一元化领导是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的一项重要政治“议题”，其中鄂豫边区一元化领导的形成具有鲜明特点。新四军第五师建军后，军政委员会书记由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担任，是为中共中央后来任命军事干部为边区领导核心的先声。淮北师范大学杜强的《双拥运动与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强化》，认为1940-1942年，受经济危机影响，鄂豫边区的军队与地方生存艰难，双方在军需供应和资源分配方面发生激烈矛盾。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和政出多门问题，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双拥运动的全面推进，党组织成功统一了各方思想，巩固了领导权威，军地矛盾逐渐化解。山东大学薛克胜的《减租减息与冀鲁豫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1942-1945）》，指出抗战后期冀鲁豫边区开展的民主民生运动，可称为另一种减租减息运动。冀鲁豫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经历了从外力干预演进为华北根据地群运模板的过程，反映了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之间断裂的一面。
华东师范大学冯筱才教授主持第六场学术研讨，华东师范大学辛逸、香港岭南大学张雷、复旦大学王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刘建平四位专家担任评议人。赣南师范大学龚文雅的《“大跃进”运动前后水稻掇秧经验的形成、演变——以湖北浠水、麻城为中心的考察》，提出“大跃进”运动中的水稻掇秧是对水稻掇秧经验有意识地“误用”，与1950 年代初期的水稻掇秧有本质的差异。中国农业大学李青青的《硬性与弹性：1953-1954 年河南巩县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基层实践逻辑》，指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提出之际，依靠乡村干部便被确立为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策略。依靠乡村干部执行政策的实践既受到政策硬性与弹性的约束，又为政策的调适提供缓冲空间。重庆大学杜宇朝的《乡村传统与组织异化——以安徽凤阳县青年团为中心（1949-1957）》，点明青年团的组织理念并非单靠宣传动员便顺利植入乡村社会，而是通过政治仪式场景的创造性运用实现了组织理念的基层渗透。然而，团干部与团员在乡土伦理和个人利益理性的影响下，往往对组织规约做出策略性理解与应对，进而引发了基层组织运行的异化现象。华中农业大学胡丰顺、江运齐的《返乡之后：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复员安置工作研究》，强调复员机关通过开展检查，采取系列措施纠正偏差，武汉复员安置基本实现了目标，同时也反映了复员安置制度在初创时期存在着政策与执行的矛盾、部门间行政壁垒林立、干部能力不足等不足。
华东师范大学辛逸教授主持第七场学术研讨，华东师范大学冯筱才、香港岭南大学张雷、华东师范大学刘建平、信阳师范大学孙启正四位专家担任评议人。阜阳师范大学林鹏的《湖北省地方基层私营工业企业的个别企业公私合营研究（1949-1953 年）》，指明公私合营，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而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鼓励，这时它还只是一种企业经营的方式。1953 年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之后，公私合营又顺势转化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的途径，并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安庆师范大学郝佩林的《徽商老字号的社会主义改造与重塑（1953—1956）——以安庆胡玉美酱业为中心的考察》，透过胡玉美在公私合营中的处境与抉择，生动展现传统老字号在“接管—改造”中因应所有制变革的历史图景。胡玉美通过“双重改造”再焕新生的蜕变之旅有力地印证了中共对资改造的历史应然与必然。河南大学潘腾霄的《信阳毛尖从产地标志到品牌资产的历史演进（1915-2012）》，认为信阳毛尖从诞生到成熟的历史进程说明：不同产地的茶自古以来就承载着独特的文化认知，由此形成的茶叶产地标志逐渐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为受法律保护的茶叶地理标志和区域公共品牌，而在区域公共品牌中又最终诞生出企业的自主商业品牌。
在闭幕式环节，安徽大学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黄文治致辞。首先，他对参与第一届鄂豫皖区域史工作坊的所有与会专家学者和全体会务工作人员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其次，他指出举办第一届鄂豫皖区域史工作坊是深耕区域史研究的创新实践，主要表现在学术研讨成果丰硕、文献与田野的生动融合、跨学科对话的突破等方面；再次，他指出鄂豫皖区域史研究的尝试合作方向，是努力共建学术平台、培育青年力量及服务地方融合发展方面；最后他指出本次工作坊不仅是学术交流的驿站，更是友谊的桥梁，未来将进一步拓展鄂豫皖区域史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随后，各高校参会代表分别发言。作为下一届主办单位代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系主任陈杰表态发言，将尽全力办好第二届鄂豫皖区域史工作坊，并向各位专家学者发出诚挚邀请，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继续关注鄂豫皖区域史的相关研究，共同推动鄂豫皖区域史工作坊越办越好！
本次工作坊在寿县相关单位和乡镇的大力支持下，还开展了为期两天田野班教学活动。8月18、19日，本次工作坊与会专家学者对楚文化博物馆、古城墙、报恩寺、孔庙、清真寺、正阳关老街、玄帝庙、孙氏祠、芍陂、孙公庙、瓦埠老街、小甸集特支纪念馆、曹渊故居等地开展深入的田野实地考察，寻访历史古迹，释读碑刻文献，探求当地区域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寿县历史上人文荟萃，曾是楚国最后的都城，诞生过春申君黄歇、清代状元孙家鼐等杰出人物，亦是淝水之战古战场和安徽早期党组织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来自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田野现场，利用自己在不同区域研究的知识经验背景，以多元的问题意识激发思考，共同推进对鄂豫皖地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统一性与地方性辩证关系的深入理解和思考。
8月18、19日晚，工作坊组织田野调查研讨，五个小组就田野考察情况进行汇报后，北京大学刘永华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冯筱才教授进行总结发言。刘永华教授强调20世纪以来，国际史学界的研究重心从政治史转向社会经济史，这种趋势就要求我们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重视田野调查工作，只有回到原生态现场，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读某一具体的历史事件。冯筱才教授提醒青年学者，在解读材料的时候不能陷入材料，完全相信材料，而要注意到材料背后的制度、时代、人物活动，在解读材料的时候要梳理清楚故事的细节。
本次工作坊的突出成效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初步建立了覆盖鄂豫皖三省的核心学术网络；其二，形成了“档案挖掘-口述采集-田野验证”的三维研究方法论框架；其三，通过青年学者田野研讨计划，为区域史研究储备了新生力量。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种跨地域、跨院校的协作模式，将为突破行政区划造成的学术壁垒，重构鄂豫皖区域历史发展的整体图景提供重要学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