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焘:近七十年台湾学界的上海史研究述评

发布日期: 2023-05-08   作者:   浏览次数: 10

编者按

摘要:上海史研究日趋繁盛,台湾学界的上海史研究独具特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台湾地区的学者关注上海史,在几代人的耕耘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也培养了不少上海史研究领域的硕士和博士。从起源与代际更迭、硕博论文产出和期刊论文发表,以及相关基金资助、学术会议召开等看,台湾学界的上海史研究有不少值得大陆同行借鉴之处,但在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上也需要进一步商榷。对台湾学界上海史研究的梳理,一方面有助于开拓深度的学术对话,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整个上海史学界的反思与成长。 


关键词:台湾学界;上海史;学术期刊;硕博论文;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朱焘,1997年生,江西吉安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史林》2021年第1期。


近年来,上海史在史学研究中越来越热门,其不仅是城市史和通商口岸史研究的典范,更是了解近代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窗口,相关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学界对其多有梳理。但在上海史研究的学术史总结中,主要是对中国大陆地区的研究进行回顾,[1]或者对英文或者日文、法文等海外上海史研究进行选择性专题评述,[2]很少有学者关注到港澳台学界的上海史研究。
而港澳台学界(尤其台湾学界)有着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上海史,也有许多研究生将上海史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同时还有一批学术刊物在刊发上海史研究相关的论文,其中不少论著产生过广泛影响,但目前大陆学界极少人关注到这些成果,以至于在学术对话上,台湾学界的研究常呈现“被失语”的状况。本文将梳理台湾地区的上海史研究状况,尤其关注1980年代以来的研究,以发现其历时性变化,并归纳其发展特点和趋势,以期能推动上海史研究领域的全球性对话与交流。
 

  台湾上海史研究的起源与代际更迭

一些学者认为,战后台湾史学的发展主要受到日据遗留、大陆传承和西方输入的影响,[3]台湾地区的上海史研究,也是台湾史学的缩影。日本殖民政府所设置的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史学科,是台湾第一个大学历史学教研机构,其深受德国化的日本大学体系影响,刻意淡化中国史,在讲授东洋史时涉及到上海部分,由日本派来的藤田丰八和桑田六郎主讲。[4]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力图清除台湾高等教育中的日本因素,原史学科教员离台返日,一批由中国大陆渡海来台的史学家至台大任教,将近代中国的史学方法与成果移植至台湾。[5]台湾高校的中国史学科研究逐渐成长,但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期,主要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占据主流,王晴佳将之称为史料派的天下[6]
而上海主要是开埠以后才越来越受到历史学界的关注,在台湾也是如此。“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素以研究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民族人类学而驰名学界,但该所的全汉昇教授也曾研究过上海在近代工业化中的独特地位,这可能是当时台湾岛内首篇以近代上海为研究对象的专题学术论文。[7]19552月,郭廷以等学者筹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为台湾地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重镇,其中一批学者被誉为南港学派[8]该学派的第一代学者虽没有撰写与上海史直接相关的论着,但在学术方法的引进和创新,以及对学术梯队的培养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使得近史所的学术地位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一直位居前列。南港学派第二代有部分学者开始涉及上海史研究,如王尔敏对上海炸弹三局、中外会防局和秘密会社的关注,[9]李国祁、吕实强对铁路、轮船与上海的近代化有所讨论,[10]陈三井的上海租界、抗战、商人史研究,都开了台湾学术界之先,[11]王树槐所研究的上海企业经济史至今影响甚广,[12]张玉法在研究清季的革命团体中,着重论述了上海租界在革命中的地位。[13]张玉法先生除亲自撰笔外,还组织了近史所一大批与此相关的学术项目,也在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兼职培养了数位以上海史研究为选题的硕、博研究生。与此同时,台湾的其他高校历史系(所)逐渐建立,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上海史研究领域,如政治大学的吴圳义虽治法国史出身,但在1970年代开始关注上海租界史研究。[14]
为何这些学者会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台湾上海史研究第一代学者多从大陆赴台,接受中国传统史学教育,以自由主义和或民族主义者居多,并深受史语所及傅斯年的史学方法影响,不少学者有着“上海情结”。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迁台时,朱家骅力主携政府外交档随迁,并洽谈“外交部”将1926年前的档案移交给“中研院”保管,[15]正是基于史料的便利,近史所很多学者都在关注政治经济、外交史,这些研究也受到了当时政治高压的影响。但上海在近代历史上极为重要,在史料获取上也比其他地区更为容易,都成为了他们的共识。不过第一代学者只是选取上海作为学术生涯中的某个研究区域对象,不是研究上海这个城市本身,并无意开拓专门的上海史研究,也很少将上海史研究作为研究的终生志业。
在台湾“解严”前,“中研院”的上海史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要强于高校,因为台湾地区研究上海史的第一代学人大都是在大陆接受教育,国共内战后迁到台湾,而“中研院”的学术阵容相比高校较为完备。但”中研院”作为科研机构无法直接培养学生,台湾上海史研究的第二代学者主要是从本土高校培养。培养模式有二,一是由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专任教师授业,二是在1975年前后,近史所的李国祁先生借调台师大历史所担任所长,开始邀请一些”中研院”的研究员到高校兼课或任研究生导师。[16]这一代上海史研究者大都出生于中日战争结束前后,未曾接受日本殖民教育,在国民党“戒严”体制中长大,主要受教于中国新史学的第二代学者,现在大都成长为副教授(副研究员)或者教授(研究员),已有在上海史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17]如李达嘉在台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上海地区的商人与政治关系,[18]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台湾经济和外贸快速发展,封闭局势逐渐瓦解,这一代上海史研究者逐渐有一些选择走出台湾赴外求学,如连玲玲在东海大学研究上海的永安公司获得硕士学位,[19]随后赴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历史研究所读博士,研究题目为《寻找新女性:上海的职业妇女,19121945》。[20]也有一些学者虽然在硕士和博士期间,选题并非与上海史直接相关,但在学术道路上也曾关注过上海史研究,如陈永发、黄克武、张宁在台湾接受史学训练后赴欧美求学,虽然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区域不是上海,但深受欧美学术方法的影响,在回台之后有不少关于上海史的研究论着。[21]
因此,台湾的第二代上海史研究者的内部有所区别,一些由台湾高校自主培养,也有个别在欧美体系下成长,但与第一代研究者相比,他们最大的差异在于学术方法的转型以及史料获取的多样化,并有一部分学者一直深耕于上海史研究领域。由于第二代学者大都在台湾接受本科和硕士教育,正值台湾学术方法的转型期,他们基本都受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并且不再满足于台湾所藏史料,常常往返于两岸之间收集资料,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多为其所利用。[22]
由于史料的不断挖掘,以及第二代研究者努力耕耘,上海史研究在整个台湾历史学界的影响增大。比如以上海史研究见长的李达嘉、连玲玲等都兼任过”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截至201910月,近代史研究所中的29位专任研究人员有20位以上撰写过涉及上海史的学术论文。当然,在台湾高校的历史系所中,也有专职教研人员关注过上海史,如现任职于台湾师范大学的吴翎君关注国际史和跨国公司在华史,其中上海的洋商就是其研究重要范畴;[23]辅仁大学的高郁雅从报纸与报人的去理解近代上海;[24]中兴大学的刘瑞宽在20世纪90年代攻读硕士期间就选择了近代上海美专团体研究,[25]该校的李君山也一直在关注上海抗战和军事史研究;[26]成功大学的陈计垚在上海工商业史研究上耕耘多年;[27]台北大学的陈香杏研究过上海南社与民初的文人社会网络。[28]
受教师们的研究方向影响,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也关注到上海史。随着两岸大三通的放开,许多台湾学生赴大陆查阅资料或者交换学习,台湾学制的漫长以及教职难觅,一些学生甚至选择在大陆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众所周知,上海一直都是大陆最开放的城市之一,其史料储存单位也较其他地区更为开放,因此许多台湾学生会选择进入到上海史研究领域。[29]从他们的研究中,能明显感受到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以及对上海环境史、科技史、医疗卫生史等新领域的开拓,并且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数位资料,在数字人文、GIS”等新方法掌握上强于前二代学者。但笔者认为,台湾的第三代上海史研究者尚在形成过程中,他们有的刚在台湾谋得教职,或者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其代际差异不像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明显,领军人物也尚未出现,因此第三代能否成为台湾上海史研究的主力,尚待时间检验。


  从学位论文看台湾上海史研究者的培养与转型

研究生是教研队伍的未来,台湾的研究生培养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7年台湾大学创立了台湾去殖民后的首个历史学硕士班,开始培养研究生,台湾大学和中国文化大学在1967年同年设立历史学博士班,开创了台湾地区历史学博士培养的先河。[30]在一些学生的选题中,不乏上海史的痕迹,笔者无意于罗列所有上海史相关的硕博论文,希望能够达到黄宗智先生所言不是我们常见洗衣单似的罗列,而是具有明确针对性和洞见性的学术梳理[31]并在梳理的基础上,讨论台湾上海史研究者的培养及其可能存在的学术转型。
台湾上海史研究的早期硕博论文主要以政治史和经济史为主,在政治史研究中乐于关注一些近代重大事件。如小刀会起义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有何重要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台湾学生关注到上海小刀会的研究。[32]另外像上海租界史,同样是个持续热门的研究课题,从徐平国、杨湘钧到谢志良,中间虽然相隔数十年,但是却仍然不少学生会选择租界史研究。[33]劳工运动史的研究曾一度趋热,台湾研究生的选题对此也有所回应,如邱淑芬《清党前后上海劳工运动之研究》、黄铭明《北伐前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叶梅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上海劳工运动(19271936)》、林郁溶《容共时期的上海工人运动——从同乡、帮会与政党谈起》等,都对近代上海的劳工运动有独特的见解。[34]上海地区的抗战史也有不少研究,如李君山关注到抗战初期的京沪抗战,[35]郑丽榕则以《九一八时期上海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为题。[36]随着相关研究深度的推进,硕博论文关于抗战研究的内容越来越细化,如王玉的博士论文以救国会为中心,去讨论全面抗战前上海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37]在中外关系史中,上海一直是外交的前沿之一,也有一些硕博论文关注到发生在上海的中美、中日、中英关系,这些研究中交织着历史学和政治学、外交学的视野和内容。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很多政界学界人是在反思为什么丢了大陆?有一些学生试图从中共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回答这个问题,往往也会选择以上海为例。而在经济史研究上则更多是关注上海的经济活动、钱庄、彩票、厂矿企业、商会和商人群体,[38]其发展脉络与政治史类似,培养了一批如李达嘉、连玲玲等上海史研究知名学者,笔者在此不一一赘述。
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热潮并没有持续到当下,因此有一些学者在反思政治史还有未来吗?经济史还有市场吗?[39]台湾的上海史硕博论文主要存在政治史凋敝的状态,目前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的“文革”等议题,[40]其他近代以来的政治事件逐渐不被关注。这种情况的出现和社会现实条件也有一定的关系,在两岸关系缓和前,很少有台湾学生能够到大陆查阅史料,因此他们主要利用的是国民党迁台所带走的史料,而这些史料主要以晚清时段居多,国史馆”“党史馆公布的政治档案进程也影响了他们的选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代际的更替,一方面这批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战乱和政治变更,另一方面也由于史学新趋势的发展,加上史料开放程度的提高,很多人开始关注到社会生活史。像近代上海的公园、咖啡馆、汽车、旅游观光、西餐馆、茶楼酒楼、赛马射击、里弄生活等开始成为硕博论文的选题。[41]这些论文虽然选择的是日常所见的社会生活生活,但有不少是以小见大,有的在讨论近代上海的公共空间或城市空间,也有研究中西文明碰撞下的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
从硕博论文数量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史文化研究领域相关的选题急剧上升。尤其以戏剧史和文学史研究为盛,在戏剧史研究中京剧史研究最为热门,在文学史选题中上海战时文学最受关注。以上海的京剧史研究为例,张远和程筱媛看到了近代上海京剧中的男女之别,[42]林幸慧从《申报》中管窥近代上海京剧发展,[43]林慧真和的杨慈娟则分别周信芳、梅兰芳与上海京剧关系史,[44]高美瑜在硕士阶段关注来台的上海京剧张家班,博士期间仍然选择相关研究,考察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海派京剧。[45]上海近代活跃的戏剧多种多样,在京剧之外,也有一些研究生选择了昆曲、俗曲等传统戏剧史研究,近代上海的新舞台、流行音乐、好莱坞等都受到了关注。[46]虽然戏剧史的研究种类不同,但是其学术关怀大都聚焦于传统文化的近代命运,或者西学东渐对上海社会生活的相关影响。
这些戏剧史研究,一些源自历史系所,也有不少源自文学和艺术系所,反映出台湾上海史研究生培养的多元化,在史学之外,也有其他院系的研究生关注着上海史研究。其他的报刊史、影像史、教育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记忆的相关研究,也有许多非史学科的研究生参与其中。[47]这不仅是上海史研究领域讨论的现象,也是整个台湾人文社科学界的泛历史化问题。但也呈现出一种趋势,即我们视为“上海史研究”的硕博论文中,由历史学出身的研究生产出比重逐渐低于其他如艺术、文学、社会学、宗教学系所的学生,这对上海史研究是否有推动作用,都还在讨论之中,没有共识性的答案。
以上只是对台湾上海史研究的硕博论文的类型化分析,可以隐约地看出在从台湾史学研究生培养创设至今,有相当多的学生会选择上海史研究,他们选题的范围呈现出从政治史到社会文化史的转型,其中有相当多的缘由,这不仅是台湾上海史研究的趋势所在,也是整台湾近代史学界的历时性缩影。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在上海史研究中,有一些选题一直受到关注,比如宗教史研究,20世纪末钟琼宁研究了民国初年上海的居士佛教,[48]姜仁圭研究了早期伦敦传道会在上海的传教活动,[49]而在近年,仍有不少学生选择从宗教史的角度理解上海。[50]人物研究同样如此,一些在上海度过绝大部分时间或者对上海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一直都是硕博论文选题的热门。[51]与上海相关的妇女史、性别史,也在衍生出新的议题。[52]令人有旧瓶装新酒之感,因此也一直受到研究生的青睐。
根据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以及高校自建学位论文数据库,[53]笔者对台湾上海史研究相关的硕博论文来源进行了统计。截至201910月,相关高校的硕博论文数量如表1

表1 台湾高校硕博学位论文中上海史相关篇目统计(截至2019年10月)

学校

篇数

学校

篇数

台湾大学

18

成功大学

2

政治大学

17

中正大学

2

台湾师范大学

14

珠海大学

2

“中央”大学

9

彰化师范大学

2

中国文化大学

9

东吴大学

1

清华大学(新竹)

7

台南大学

1

东海大学

7

东华大学

1

淡江大学

5

中山大学(高雄)

1

台北艺术大学

5

树德科技大学

1

辅仁大学

3

静宜大学

1

暨南国际大学

3

中原大学

1

台湾交通大学

3

世新大学

1

佛光大学

3

新竹教育大学

1

中兴大学

2

屏东教育大学

1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于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及各高校自建学位论文数据库

 
从该表可以直观地看出台湾大多数文科院校都有研究生撰写过上海史研究的论文,其中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的数量位居前列,这与台湾院校的史学实力和活跃程度呈正相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台北艺术大学有5篇相关硕博论文,这些非史学系所在上海史研究上的贡献不容忽视。从论文的指导教授看,并没有出现某位教授集中指导了多篇上海史研究论文,这在某种程度也是台湾上海史研究分散化的体现,因为在台湾学界并没有刻意去为上海而研究上海史,不会有太大力量去推动上海史研究集聚化和群化,不像日本的古厩忠夫、高纲博文等人致力于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的成立和运行,台湾关于上海史研究的硕博论文再多,他们的出发点大都是以上海为研究样本,去研究和回答一个学术问题,如果换另外一个区域研究,对其影响也不是太大,研究生和指导教授并没有太多的“上海史”概念。换言之,台湾学界尚未形成“上海史”的学科认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数百篇被定义为上海史研究的学位论文,但是这些学生毕业后很多并没有继续从事与上海史研究相关的职业,甚至很多人毕业后便离开了历史学圈,在学术的继承上值得深思。


  期刊发表、基金补助与台湾上海史研究

如果说研究生培养是台湾上海史研究的根基,那期刊发表则可以看作是主力军的舞台表现。台湾学术期刊的也有相关的评价系统,这也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期刊的成长。[54]从这些人文学核心期刊(THCI)中,可以看到近年来台湾上海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据笔者目力所及,在台湾的学术期刊中最早发表上海史研究相关的论文的是全汉昇教授,他的《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出现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下文简称《史语所集刊》)1958年第29卷下册。但在数量上,《”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下文简称《近史所集刊》)后来居上,截至201910月,该刊发表过26篇与上海史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这与原近史所所长吕芳上力推《近史所集刊》由同仁刊物定位为国际稿源刊物有重要关系。[55]
概而言之,台湾学术期刊中的上海史研究大概呈现以下状况:在”中研院”所属期刊中,《近史所集刊》刊发过近代上海港工程、贸易网络、泥城只战、空气污染、反吐痰运动、医药广告、商界与商人、华洋冲突、水电百货公司、跑狗跑马、博览会、灵学会、书籍等研究;《史语所集刊》收录的论文报刊上海的近代工业会、中外会防务局、天足会、美术展览;《文史哲集刊》和《中国妇女史研究》收录的都偏重于近代上海妇女及其活动,如妇女时代意识、女店职员、女律师、女性同性爱恋、女性文学、女性期刊、英式狩猎活动中的女性等;《中国史研究通讯则》则更多是关注上海史研究中的的史料情况、学界动态。在高校所属的历史学报中,也都有上海史研究的身影,像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师大、辅仁大学、“中央”大学、中正大学、东华大学等刊发的上海史研究学术论文,都曾在学界引起不少讨论,相比”中研院”系统的期刊投稿难度,这些高校历史学报成为当下很多研究生跃跃欲试的期刊。
其他史学单位或者社团的期刊对上海史同样有所关注,如《汉学研究》收录了明清以来上海城市、晚清上海广方言馆研究;《食货月刊》是陶希圣等人在台仿《食货》而立,收录了上海的小刀会、上海租界人群、尹志昊日记中的近代上海物价等研究,遗憾的是早已停刊。所幸《新史学》号称继承《食货月刊》创刊精神与学术使命,在上海史研究领域,其也刊发了上海中小商人组织、人口迁移与住房危机、上海的《文史资料》编撰、上海娼妓问题。在其他学科的期刊上,和上文所讨论的硕博论文一样,史学与非史学科班的界限逐渐不再那么区隔,《中国饮食文化》《传播与社会学刊》《戏剧学刊》《中极学刊》常常能看到专门化的上海史研究,这需要引起致力于上海史研究的学者注意,学术对话不应该只局限与史学领域。从空间上看,上海史的国际对话体系正在形成,而在深度上应当注意对其他学科的观察和吸收,扩展学术视野以促进学术研究。

表2 台湾主流学术期刊中的上海史研究相关论文统计(截至2019年10月)

刊物

篇数

刊物

篇数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6

中正历史学刊

2

历史月刊

23

“中央”大学人文学报

2

“中研院”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10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2

“中研院”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集刊

8

民俗曲艺

2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5

思与言

1

新史学

4

鹅湖月刊

1

食货月刊

3

台大历史学报

1

辅仁历史学报

3

兴大人文学报

1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

3

兴大历史学报

1

国史馆馆刊

3

“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1

“中研院”台湾史研究集刊

2

东华人文学报

1

汉学研究

2

政大史粹

1

政治大学历史学报

2

汉学研究通讯

1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至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所藏期刊,以及Airiti Library华艺在线图书馆、经典人文学刊库、台北“国家图书馆”等数据库和相关期刊官网,并阅读了表中所列期刊的所有目录及部分全文,所统计的基本是以史学为主的期刊。

  
以上是对台湾学界上海史研究期刊发表的量化统计,在深入阅读后,我们难免也会对其有其他一些思考和批评。比如台湾上海史研究中是否有已经取得共识的学术问题?关于上海在近代工业化的地位,全汉昇先生率先提出源于其开埠前基础较好的手工业,开埠后机器工业的转换和商业贸易、租界、世界战争中上海工业的崛起,[56]许多学者多数认同并继续推动着全汉昇先生研究,王树槐在对浦东电力公司的研究中,就进一步认识到人事和经营在近代上海工业的发展中的关键因素,[57]中国大陆学者杨琰在《近史所集刊》继续与全、王前辈学者对话,认为对上海工业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与经营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解释,更应该注意到行政管理者在产业发展中作用。[58]在学术共识与推进中,可以看出台湾上海史研究的“接力”和开放的学术氛围,但也有一些议题一直存在争议。这些讨论也反映出了台湾上海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如近代上海商人与政治[59]、性别史与上海社会[60]、近代上海的外人与外物[61]等。学术研究总是推陈出新,在对以往问题深翻的同时,一些新锐学者关注到了曾经不太被研究的领域,如雷祥麟注意到上海“反吐痰运动”与香港、纽约的不同及其卫生现代性问题,[62]裴广强在研究近代上海煤烟问题后,认为大规模的空气污染问题绝非是 1949 年之后才出现的新产物,而是一个至晚可以追溯至晚清民国年间的“老问题”,[63]陈尹嬿认识到西餐从三个时期传入上海,深刻地改变了上海的饮食和卫生观念。[6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的学术选题,已不是只有台湾学者在讨论,很多大陆年轻学者也参与其中,在台湾发表了不少带有新观点新视野的论着。[65]这也让我们意识到上海史研究“同题异构”的态势,一些台湾学者和大陆或者海外学者常常对同一个问题产生兴趣,但其最终的研究却各有特色,比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的孙慧敏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陈同、美国克利斯多夫纽波特大学(Christopher Newport University)的徐小群都深耕过近代上海律师群体,[66]孙慧敏主要是从律师和使用律师服务群体的角度去近代上海律师制度的移植过程,陈同则通过律师公会介入公共和政治事务说明法律的政治性和政治的法律性问题,徐小群更关注律师公会与政治相互角力和互相利用的过程,讨论近代中国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如何通过分权给专业组织来巩固自身权力。来自不同学术环境的学者对同一个议题的深入讨论,给上海史研究提供了各异的方法论启示。
这也让我们进一步引发了我们对于台湾学界上海史研究的理论框架、范式与方法论问题的反思。就理论框架而言,在大陆和海外上海史研究中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有熊月之提出“租界两重性”[67]、“异质文化交织”[68]及古厩忠夫的“三极”和“灰色”[69]。而在台湾学界,也有一些学者试图提出相关理论,但是总能看到受西方学术影响的痕迹,很多还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在研究范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从殖民社会与全球史的角度讨论上海的西式休闲、从新文化史拓展上海的物质文化研究,台湾学界往往比较能够抓住全球历史学研究前沿,并关注到史学之外的研究范式,将其移植到上海史研究之中。而在方法论上,台湾学界的上海史许多研究习惯采用选精法和集粹法,[70]即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 (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 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或者“在对发生于一个较长的时期或/和一个较大的地区中的重大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将与此现象有关的各种史料尽量搜寻出来加以取舍从中挑选出若干最重要 (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集中到一起合成一个全面性的证据,然后以此为根据,勾画出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全貌。[71]从已发表的期刊中,我们很明显很看到很多论文是选择上海的一个点,试图去反映近代上海的某个面,这样举例子的研究方式可操作性是比较高的,但是往往也缺乏说服力,容易被以另外一例个案所驳倒,这也可以理解为归纳法的使用,在足够多的个案研究中能否更好研究全局性的上海?这是学界常有争议的话题。受到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演绎法同样常被台湾学界运用于上海史研究,即在研究中常理论先行,认为近代上海是一个“市民社会”,存在“公共空间”,在这样的理论指引下,然后去搜集史料去印证理论,这常出现在台湾的硕博论文中。然而演绎法推论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是一种确实性推理,如果理论或者前提假设便有问题,那么后面的论述则更是漏洞百出,近代上海社会非常复杂,就政区和势力范围而言就经常多变,很多具体的学术问题需要仔细地解读史料。
目前台湾学界还将计量史学、GISSN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72]等方法逐渐运用到上海史研究中。计量史学即从公开报刊或政府档案中择取具体数字,运用统计分析等手段讨论一个具体历史问题,李铠光自称使用“量化”分析国共内战时期上海公务员、工人工资与食米购买数量的变动关系,认为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了过去研究多以不同地区、以举例的方式来讨论战后公务员和工人生活困难的情形。[73]但需要注意的是,利用者应该对档案和报纸的形成详加考证,史料和量化者中本就掺有较多主观因素,加之很多代理变量的存在,导致我们无法通过量化去反映现实的国民政府政策的有效程度。巫仁恕、连玲玲、孙慧敏、朱玛珑等学者率先将数位人文的GIS运用到上海史研究中,其中孙慧敏的《抗战时期上海的人口迁徙与住房危机》较有代表性,其运用GIS系统整合文字、图像与统计史料,考察上海不同区域在军事行动平息后的恢复与发展状况,并讨论抗战时期各市政当局所提出的各种缓解住房危机的政策,究竟发挥了多大的成效。[74]目前更为前沿的是叶韦君等受到新经济社会学的影响,使用社会网络分析(SNT)研究近代上海报人及报刊。[75]这些学者在上海史研究中贡献了新的方法,就相关数据梳理及直观分析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但由于学科隔阂和知识误区,研究的可靠性还需进一步讨论。另外笔者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很多论著中自称利用所谓新方法新理论,但得出的结论与前人基本一致,这需要我们去思考到底是由于学术高原难迈,还是研究过程存在问题。
在中国大陆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不仅仅重视论文的数量和质量等情况,也会考察一个学者所获得的基金资助和主持的某些项目课题,如果利用好这些资助,将会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推进。在台湾学界同样如此,对于台湾上海史研究而言,比较重要的有“科技部”补助研究计划、蒋金国基金会以及其他机构的基金支持。笔者在此仅以较为代表性的“科技部”补助研究计划为样本,试图讨论基金资助影响下的台湾上海史研究。在MOST数据库中,提供了近十年的课题申请情况,基本呈现了当前台湾的上海史教研队伍所研究的主流趋势,也可以窥见当下的最新研究进展。从2010年至2019年,共有20项资助,具体参见表3。从一些基金项目的研究课题中,可以看到台湾历史学界的上海史研究现状,但更能感知到其他院系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启发,讲究文本书写,颇多借鉴了文化史和生活史等研究取向,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上海史研究当中。

台湾科技部补助研究计划关于上海史研究一览(2010-2019

年度

姓名

所属院校

内容

2019

李铠光

“中研院”近史所

国共内战下的上海市参议会(1945-1949)

2019

许秀孟

台大历史系所

被抑制的消费:战时上海的食物配给研究(1941-1945)

2019

郝誉翔

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所)

从蒋光慈《短裤党》与叶圣陶《倪焕之》看1927年「上海工人三月暴动」中的知识分子

2018

张海欣

台湾师大民族音乐研究所

民国中国的音乐建造与中国现代性(1)-音乐、德性、与竞争在上海,1918-1937

2018

张宁

“中研院近史所

近代外人在华的英式总会:(III)上海法国总会

2018

陈硕文

政大中国文学系

洋洋大观:上海二三十年代通俗文学家的创作、翻译、跨界实践中的世界图景与摩登景观

2017

周芳美

中央大学艺术学研究所

清末上海租界区英国漫画家H. W. Hayter (1862-1915)之研究

2017

张宁

中研院近史所

总会与殖民:近代外人在华的英式总会:(II)上海美国总会

2016

张宁

中研院近史所

总会与殖民:近代外人在华的英式总会:上海总会

2016

陈硕文

政大中国文学系

摩登之外(I):论二三十年代上海都会文化与现代派作家左翼文艺译介及创作

2015

丘慧莹

彰化师大国文学系所

阅读与宣讲:近代宝卷的流传与变化--以上海惜阴书局印行的宝卷为范围

2015

吕文翠

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

亚际文化传绎的近代模式:晚清上海、香港、东京三城知识菁英建构的海上文化回廊

2014

周芳美

中央大学艺术学研究所

十九世纪末上海租界区的洋人艺术团体

2014

郝誉翔

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所)

1920年代上海城市的异质空间:以蒋光慈,茅盾,丁玲的小说为例

2012

陈珏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

西学东渐中上海的物质文化:以汉学史为角度

2011

吕文翠

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  

主体之转异:从清末民初上海文化圈再探东亚现代性

2011

连玲玲

中研院近史所

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形塑

2010

张宁

中研院近史所

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回力球赛

2010

林美莉

中研院近史所

上海会计师的志业与活动,1924-1956

2010

范纯武

佛光大学历史学系(所)

吕碧城与上海佛教居士团体的国际素食运动(1930-40)

资料来源:由笔者整理至台湾“科技部”网站开发的MOST学术补助查询数据库,https://wsts.most.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x20191119日。

 
除了论文发表、基金资助外,一些学术会议或者讲演的开展也是台湾上海史研究的风向标。近年在台湾举办的有关于上海史研究的会议不计其数,尤其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对于两岸乃至于全球学者的交流切磋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城市史研究群、国家与社会研究群等组织过多次以上海史为主的研讨活动,使上海史研究气氛愈发活跃。

  台湾上海史研究的特点、趋势与未来

近年来台湾的上海史研究之所以取得很大进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早在1950年代就有从陆赴台的学者关注上海史研究,学术传统一直较为浓厚,这70年间这批学者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学术之外的干预或冲击,有较为稳妥而独立的科研环境,因此台湾的上海史研究群体并没有出现断层现象,反而有条不紊地培养了不少有志于上海史研究的研究生。在台湾“解严”后,当局对于学术研究的资金投入越来越多,很多上海史研究项目同样受益于此。国际合作的开展以及史料的不断开拓,加之优秀学者的带动,使得台湾上海史研究领域相对繁荣。
如果单纯从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上来看,目前台湾学术界的上海史研究拥有以下显着特点,这可能也将代表未来若干年台湾上海史研究的一般趋势。首先是在总体的学术取向上,在上海史研究的起源中,不同中国大陆上海史的方志化通史化[76]在史语所和近史所的一批学人带领下,台湾学界首先对于上海的政治经济史展开研究,目前存在着政治史式微,经济史复兴,文化史受到关注的情势。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台湾学界的史学现状有关,上海史研究的学术取向没有形成独立态势,很多时候在跟着欧美的史学潮流走,尚无“上海史”的学科认同。其次,在史料的选取上,上海史研究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常见史料,更为注意在大陆和海外保存的材料,越来越依赖于数据库的开发和使用。随着其他学科的泛历史化,上海史研究也是多点开花和多学科进入,这使得以往很多的研究重新被书写。学术共识的衰减可能不利于形成上海史的贯通感,在史料解读上也许需要加大功夫。其三,上海史的研究时段在不断下移,从早期的晚清上海研究,到现在的上海改革开放史,甚至很多史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在研究当代中国。[77]不论是从硕博学位论文还是期刊发表,都能感觉到长时段的上海史研究在不断减少,而当代上海的研究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这不知道是台湾学界上海史研究的危机还是机遇?其四,在台湾上海史研究生的培养上,选题越来越历史生活化,很多硕士和博士选择了更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去代替传统的重大命题,现在史学界有不少人提倡微观史日常史,但是一些硕博学位论文在成型后,是否能够以小见大并回应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不至于落入老生常谈的史学碎片化辩答。另外,台湾研究生学制的漫长,也在影响着上海史新鲜血液的产出,不知会有多少硕博研究生能够坚持加入其间。
台湾的上海史研究有不少是值得大陆学界借鉴的,比如台湾学界在上海史研究的高度国际协作化,台湾学者极为重视与大陆学者和海外学者的公私友谊传统,一方面有助于学术交流与切磋,另一方面在资料上也常能互通有无。这都使得上海史越来越成为国际性的研究,各国学者定期而机制化的讨论,能够有效推动上海史研究。大陆学界也有类似于国内学者与安克强的战争塑造上海War made Shanghai Team)的合作,[78]但是比之台湾还远远不够。台湾的学术刊物不断地吸引着大陆学者投稿,以《近史所集刊》为例,目前有七成左右的稿源来自中国大陆,[79]其中许多论文都涉及上海史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大陆的学术期刊却鲜有台湾学者或海外学者的身影,在期刊和平台建设上,也应该多对外交流。另外在资金的投入、学术梯队的建设、政学关系可能都需要借鉴和吸取台湾的上海史研究经验。
那么台湾的上海史研究未来在哪里?这不仅仅是台湾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台湾上海史研究近七十年,大陆倡导研究上海史恰四十年,在研究视野和学术方法上亟待创新和拓展,应该主动去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要有一种对比的尝试,这种对比不仅是限于空间、时间、学门之内,更是要有国际性的学术对话。上海史的研究应该跳出上海,加强与包括徽学、华南研究等在内的已取得较大成果的学术共同体的交流与协助,对区域史研究有所反思,将上海置于全球史的讨论之下。也应认识到没有主体性可能就没有自己的议题,在上海史研究中不能一昧跟随国外走,应该找回自我,又不固步自封。同时,年轻学者是学术研究的未来,笔者期待有更多学人投入其中,呈现出一种更具学术活力的新上海史



注释

[1]梁元生:《近八十年来的上海研究热》,《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4期;沈洁:《城市、日常与文化政治——近十年间上海史研究前沿焦点述评》,《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何立:《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综述》,《首都外语论坛》2016年第1期等。

[2]小浜正子、任云兰:《日本上海史研究会》,1997年增刊第1期;熊月之:《1949年以来的海外上海史研究》,《时代与思潮》2000年第1期;叶斌:《魏斐德与上海史研究》,《史林》2004年第5期;熊月之、周武:《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貟喜红:《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走向——以1980年代以来上海史研究大众文化取向为中心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3年;冯志阳:《变中之常与常中之变——海外上海史研究中的传统与现代》,《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葛涛:《2000年以来日本的上海史研究综述》,《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青年汉学家上海论坛论文集》,上海,20199月。另外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的髙綱博文、金久実央、渡辺千尋整理了『1853年から2013年に至るまでの上海関係文献目録』,具体见上海日本史研究会网站,http://shanghai-yanjiu1.sakura.ne.jp/mysite2/bibliography.html20191015日。

[3]具体可参考彭明辉:《从历史学期刊论文分析台湾史学研究动向(1945—2000)》,《政大历史学报》第19期,20026月;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周杨:《台湾地区的史学方法与史学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9年等。

[4]叶碧苓:《台北帝国大学与京城帝国大学史学科之比较(19261945)》,《台湾史研究》第16卷第3期,20099月。

[5]林初梅「国民党政府による日本的要素の容认と排除:战后初期台湾における学校接收过程の一考察」、『大阪大学言语文化研究』第44期,20183月。

[6]王晴佳:《台湾史学的不变1949—1999年》,《台大历史学报》第24期,199912月。

[7]全汉昇:《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2册,1958年。

[8]王尔敏:《近代史南港学派六十年传承概述》,《传记文学》第110卷第5期,20175月。

[9]王尔敏:《上海中外会防局经营始末》,《”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卷第1期,19583月;王尔敏:《五口通商初期上海地区暴乱事件反映秘密会社之生机及适存环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2期,19596月。

[10]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1年版;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版。

[11]陈三井:《上海法租界的设立及其反响》,《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14期,19605月;《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616月;《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6412月;《民初上海商人的现代化经营理念——以棉业巨子穆湘钥为例之讨论》,《中国现代化论文集》,台北,19693月,《抗战初期上海对变局的肆应》,《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4年版。

[12]王树槐:《设立沪西电力公司的谈判19321935》,《”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19936月;《上海浦东电气公司的发展,1919193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6月;《上海闸北水电厂商办的争执,1920192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56月;

[13]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

[14]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洋人社会结构》,《食货》第5卷第7期,197510月;《清末上海租界社会》,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版。

[15]《张朋园先生访问记录》,《近史所一甲子:同仁忆往录》(上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第105页。

[16]《张玉法先生访问记录》,《近史所一甲子:同仁忆往录》(上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第4页。

[17]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新史学》第13卷第3期,20099月。

[18]李达嘉:《商人与政治——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18951914)》,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3年。

[19]连玲玲:《中国家族企业之研究——以上海永安公司为例,19181949》,硕士论文,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1992年。

[20]Lien, Ling-ling , “Searching for the New Womanhood: Career Women in Shanghai, 1912-1945”, Dissertation,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2001.

[21]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192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卷第2期,198812月;陈永发:《中共建国初期的工商税收:以天津和上海为中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8卷第1期,20056月。以上是黄和陈在上海史领域的代表作,而张宁则特别需要注意,她在剑桥大学以“Sino-British Relations during 1910-1930: A Case Study of British Business in Hankow”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近史所服务,在上海史研究上有相当多的论著,并且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特色,现已经成为台湾地区上海史研究中生代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近代上海的西式休闲和城市文化、殖民社会等,代表作有《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与回力球赛》,”中研院”近代史所2019年版等。

[22]如《”中研院”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在1988年至1991年曾多次连载上海档案馆藏目录情况。

[23]吴翎君:《企业、政府与清法战争──招商局与旗昌洋行的轮船交易》,第二届“跨越想象的边界:族群.礼法.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201712月。

[24]高郁雅:《阮玲玉“新女性”事件与上海新闻界──兼论小报在其中的作用》,连玲玲主编《万象小报:近代中国城市的文化、社会与政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柜台报:上海新闻报研究(18931949)》,辅大书坊2015年版。

[25]刘瑞宽:《民初上海地区美术团体之研究(19111937)》,硕士学位论文,政治大学历史系,1993年。

[26]李君山:《论“八一三”淞沪战役的政略目的》,《近代中国》第102期,19948月。

[27]陈计尧:《近代上海粮食市场之变迁:米谷与麦粉之比较研究,19001936》,近代上海史像的再检讨”国际研讨会,台北,20071月;《民国时期上海华资企业移植西方会计制度问题初探——以中华煤球公司为探讨中心(19261936)》,《近代中国》第二十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

[28]陈香杏:《清末民初文人的社会网络以上海南社为个案研究(19091923)》,《历史学刊》第242期,20083月。

[29]如笔者在上海档案馆曾多次遇到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陈鸿明等同学查档。

[30]另外设立硕博班较早的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硕士班设立于1970年,博士班设立于1977年;政治大学历史硕士班设立于1976年,博士班设立于1987年;目前台湾地区硕士、博士班的设置情况可至历史系(所)官网查看。其设置资格需要参考《大学校院增设调整院系所学位学程及招生名额总量发展审查作业要点》(2008年),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65920191021日,此处感谢台南大学邱香怡同学赐教!

[31]黄宗智:《专著传统与中国学术:从首届“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谈起》,《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

[32]许冠华:《上海小刀会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珠海大学中国历研究所,1988年。

[33]徐平国:《上海会审公廨探微》,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1980年;杨湘钧:《帝国之鞭与寡头之链——上海会审公廨权力关系变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政治大学法律学系,2000年;谢志良:《巡捕房与上海租界管理(18541943)》,博士学位论文,珠海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2012年。

[34]邱淑芬《清党前后上海劳工运动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5年;黄铭明《北伐前后上海的工人运动》,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0年;叶梅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上海劳工运动(19271936)》,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1991年;林郁溶《容共时期的上海工人运动——从同乡、帮会与政党谈起》,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2005年。

[35]李君山:《论抗战初期京沪地区作战》,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1990年。

[36]郑丽榕:《九一八时期上海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硕士学位论文,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88年。

[37]王玉:《抗战前上海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以救国会为中心的探讨(19351937)》,博士学位论文,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2002年。

[38]郑亦芳:《上海钱庄的兴衰(一八四三-一九三七)》,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79年;张家昀:《上海万国商团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1980年;连玲玲:《中国家族企业之研究——以上海永安公司为例,19181949》;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3年;李达嘉:《商人与政治——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18951914)》,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1993年;张桓忠:《商人与变局——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上海商人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1年;余昌蓬:《晚清彩票发行制度的建构与尝试——以上海为中心的讨论》,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

[39]“再会!还是再会?——危机或转型中的史学研究圆桌会议”,台北,20181019日。

[40]如张铭峰:《王洪文和“上海夺权”之研究(19661968)》,硕士学位论文,“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2013年;陆盈:《重探“文革”期间的上海工人造反运动》,硕士学位论文,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2018年。

[41]郭奇正:《上海租界时期里弄住宅的社会生产》, 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2002年;林淑敏:《老上海的茶馆酒楼》,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2002年;陈尹嬿:《西餐馆与上海摩登(18421949)》,硕士学位论文,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2008年;汤佳珮:《清末外国人在上海的赛马与射击,19001911——以〈北华捷报〉为主的探讨》,硕士学位论文,“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2008年;黄信元:《1930年代上海观光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淡江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罗于婷:《上海现代生活的想象——以 1900  1940 月份牌中的西式场景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2016年;谢佩珊:《近代上海租界的公园(18681940)》,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13年;施沛杉:《驶向现代汽车与上海社会变迁(19031937)》;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2018年;陈采玟:《中国上海里弄的韵律:日常生活里的公民身分与空间边界》,博士学位论文,(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2018年。

[42]张远:《近代城市京剧女演员(19001937)——以沪、平、津为中心的探讨》,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1年;程筱媛:《二十世纪前期上海之京剧女伶演出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2018年。

[43]林幸慧:《〈申报〉戏曲广告所反映的上海京剧发展脉络:18721899》,硕士学位论文,(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2004年。

[44]林慧真:《从周信芳看近现代上海京剧之发展(18951949)》,硕士学位论文,成功大学文学系,2011年;杨慈娟:《京剧明星与上海摩登──〈申报〉中的梅兰芳(19131937)》,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4年。

[45]高美瑜:《战后初期来台上海京班研究——以“张家班”为论述对象》,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研究所,2007年;高美瑜:《二十世纪上半叶海派京剧研究(19001949)》,博士学位论文,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2017年。

[46]钟欣志:《走向现代:晚清中国剧场新变》,博士学位论文,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2011年;袁光大:《淸末民初的上海戏曲表演:以新舞台(19081927)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2002年;邱瑞枝:《从晚清报刊论戏曲改革与启蒙运动之关系——以上海地区为例》,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学系,2004年;洪芳怡:《上海19301950年代,一则参差的传奇:周璇与其歌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音乐学研究所,2004年;刘心慧:《上海昆曲史初探》,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学系,2013年;张颖:《20世纪初年上海义务戏的发展(19051937)》,硕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研究所,2014年;王静霞:《二十世纪前期上海之京剧女伶演出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研究所,2018年;翁巧嫣:《三〇年代好莱坞电影与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台北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

[47]如果以笔者的分类,每一类都有数篇论文,在此只列举代表性的各一篇。如叶韦君:《读者想象与文化实践:上海〈立报〉研究(19351937)》,博士学位论文,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2013年;王格忠:《张才上海系列(19421946)摄影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北市立教育大学视觉艺术学系,2010年;杨可伦:《社会主义的城市课:大跃进时期上海市编教材与教学活动》,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13年;朱龙兴:《1930年代上海知识分子的形象与作用——以〈良友〉画报为中心(19261937)》,博士学位论文,中原大学设计学系,2013年;许秦蓁:《战后台湾的上海记忆与上海建构》,博士学位论文,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2年。

[48]钟琼宁:《行在家道:民初的上海居士佛教(19121937)》,硕士学位论文,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

[49]姜仁圭:《早期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上海传教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1997年。

[50]张巍译:《明末清初上海耶稣会住院的运作——以〈敬一堂志〉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2016年;陈怡静:《二十世纪上半叶藏传佛教于汉地之发展──以上海地区为例》,硕士学位,佛光大学佛教学系,2016年。

[51]贺俊逸:《上海市长时期的张群(1929.41932.1)》,学位论文,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5年。

[52]阙慧蓉:《1940年代上海地区之女性文学活动——以关露、苏青、潘柳黛、施济美、俞昭明为探讨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新竹教育大学中国语文学系,2014年;王淳容:《论1930年代上海女性读物的现代性想象与城市叙事:以〈妇人画报〉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2015年。

[53]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网址为http://ndltd.ncl.edu.tw,而高校自建学位论文数据库一般进入图书馆官网能找到访问入口,如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博硕士论文系统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webmge&cache=1600785120402,2019年10月14日。

[54]每年具体名单可以参考台湾科技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引文资料库(TCL-HSS),www.hss.ntu.edu.tw/list.aspx?no=2720191023日。

[55]《吕芳上先生访问记录》,《近史所一甲子:同仁忆往录》(上册),第49页。

[56]全汉昇:《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2册,1958年。

[57]王树槐:《上海浦东电气公司的发展,1919193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6

[58]杨琰:《工部局主导下近代上海电力照明产业的发展,18821893》,《”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1期,20139月。

[59]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李达嘉:《商人与共产革命,19191927》,“中研院”近代史所2015年版。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还有其他多篇文章见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新史学》等刊物。李达嘉前期的上海商人史研究评述,可参考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此书书评则有魏文享:《评李达嘉著〈商人与共产革命(1919192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3期,20169月。

[60]彭小妍:《“新女性”与上海都市文化 ——新感觉派研究 》,《”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0期,19973月;连玲玲:《“追求独立”或“崇尚摩登”?近代上海女店职员的出现及其形象塑造》,《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4期,200612月;洪芳怡:《女声、女身、雌雄同体:老上海流行音乐中的同性情欲展现》,《“中研院”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6期,200812月;张宁:《运动、殖民与性别:近代上海英式狩猎活动中的女性》,《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30期,201712月。

[61]陈元朋:《清末民初的上海西餐馆——以区分认同空间失礼为主的初步讨论》,《东华人文学报》15 20097月;许雪姬:《战后上海的台湾人团体及杨肇嘉的角色:兼论其所涉入的“战犯”案(19431947》,《兴大历史学报》30期,20166月;应俊豪:《1921年上海虹口美日冲突事件研究》,《台湾师大历史学报》59期,20186月。

[62]雷祥麟:《以公共痰盂为傲?香港、纽约与上海的反吐痰运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8期,201712月。

[63]裴广强:《近代上海的空气污染及其原因探析——以煤烟为中心的考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7 20179月。裴广强是西安交通大学近现代史研究所讲师,但此文发表在台湾刊物,笔者在此也将其纳入台湾地区的上海史研究。

[64]陈尹嬿:《西餐的传入与近代上海饮食观念的变化》,《中国饮食文化》第7卷第1期,20111月。

[65]除裴广强外,还有上海应用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教育部讲师许静波:《近代知识生产与传播控制:以上海书业公所为例(18861930)》,《传播与社会学刊》第29期,20147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生王书吟:《哺育中国:近代中国的牛乳消费-二十世纪二、三年代上海为中心的考察》,《中国饮食文化》 71期,20111月,

[66]孙慧敏:《制度移植:民初上海的中国律师(1912193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版;陈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Xu xiaoqun, 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 1912-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67]熊月之:《论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史林》1987年第3期。

[68]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69]古厩忠夫『日中戦争と上海、そして私 : 古厩忠夫中国近現代史論集』、研文出版、2004年。

[70]关于选精法和集粹法,笔者参考了李伯重和冯筱才的定义,李伯重:《选精“、集粹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71]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72]关于台湾学界如何使用SNT开拓上海史研究领域,特别感谢”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宁老师的指教和帮助。

[73]李铠光:《内战时期上海工人工资与食米购买数量的变动关系(19451948)》,《政治大学历史学报》38 201211月;《国共内战时期上海市公务员工资与食米购买数量的变动关系(1945-1948)》,《政治大学历史学报》44 201511月。

[74]孙慧敏:《抗战时期上海的人口迁徙与住房危机》,《新史学》第27卷第1期,2016年。

[75]叶韦君:《个人经验与公共领域:〈妇女杂志〉通信栏研究(19151931)》,《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9期,2018年;叶韦君:《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妇女:〈妇女共鸣〉的社会网络(19291944)》,《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3期,2019年。

[76]《编写多卷本〈上海史〉的构想》,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编《汇报》第35期,19861014日。

[77]以政治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为例。

[78] https://www.virtualshanghai.net/Presentation/Team_and_parteners,2019年10月23日。

[79]吕妙芬:《期刊论文作为一种历史书写形式——以〈“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为例》,“学术社群、知识生产与历史书写——《新史学》三十周年研讨会”,201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