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為材料與研究主題的記憶：口述史的變遷

《口述历史》第十四期

Lynn Abrams．汪正晟譯

導言

在Sebastian Barry 的小說《秘密手稿》（The Secret Scripture）中，故事的陳述者Roseanne在她的一本秘密日記中講述了傷痛的過往。Roseanne明白，記憶不過是進入那已然破碎斷裂過去的切入點。她將歷歷往事描述為「墊腳石」，即使可資憑恃，亦僅容她在憶述那由創傷與騷亂形塑的生命時，在召喚而至的浩瀚過往中不致淹沒而已。記憶如同口述史家的麵包與奶油。經由一段口述史訪談聯通過去，或者說某些版本的過去，無論在神學或社會意義上，其經過皆仰仗對記憶的加工。這是因為「記得」——即從我們往昔生命中喚起故事、經驗與情緒——乃是一個主動的過程。人們並不是藉由搜尋稱之為「記憶」的儲藏室而記得。記憶毋寧是件複雜、變動不居，且緣一時際會而成的事物。諸端回憶源自腦中的神經運作，惟一旦被汲取與記述，他們即受制於社會影響。正是對記憶形成過程之破解，使口述史成為如此富於挑戰性的事業，或者說史學領域中各種理論與方法發展的前沿。過去口述史家經常遭到基本上「記憶靠不住」的指控，得為他們的問學方法辯護，但情況早已不復如此。確實，今日的口述史在分析記憶的建構方面蒸蒸日上；口述史家不僅對說了什麼感興趣，還關注如何以及為何而說。套用傑出的口述史家Allessandro Portelli的話，就是：「真正重要的是，記憶並非是被動的存儲事實，而是創造意義之主動過程。」記憶可謂兼具材料與研究主題於一身。

史家對口述史訪談之應用，已然預設此一特殊方法，將會揭示其他材料取徑之外的事物。我們假設，記憶將會提供更加豐富、隱微、個人化的新素材。在某些課題領域中，除了訪談親歷其事者，或致力於常被主流敘述消音群體那方蒐集證言之外，可說別無他法。但即使如此，汲取某人的記憶顯然也不止是蒐集資訊的一種手段而已。應該說，促發某段記憶的敘述，更像探求某人如何建構自我、如何將他或她自己置身於某一社會處境中的一種方法。這是因為若無記憶，人即不成其為人。如同失憶症患者的經驗所示，失去記憶，我們亦不復具有社會意義上的存在（social existence）；我們將無法建構關於自我的一致敘述，以在時空中安置自身。簡言之，記憶於我們如路程圖。它告訴我們歷經何境、現處何地，並助我們規劃將要何往。如此，對口述史家來說，一段訪談乃是跨越自我與社會、個人故事與集體經驗、過去與現代隔閡的方法。在本文中，我們將首先考察作為材料或資訊的記憶，再及於其為研究主題的部分；意即我們關心的是人們拾起記憶的各種樣態，以及生成往事背後的原因。當然，在實務中，材料與主題兩者往往互相纏繞。每段口述史敘述都包涵素材，但這些材料又都是透過受訪者歲月經驗的層層濾鏡所呈現。記憶之為史料的不可靠與善變特質已經廣受批評。另一方面，對憶述過程（process of remembering）的分析，讓史家得以將訪談中記憶作用的情狀置於脈絡之中，從而瞭解記憶何以會自相矛盾、偏頗、充滿意義與別有所指。對大多數口述史家來說，記憶可靠與否自然重要。但記憶故事之形成與敘述之法，才是解開其內蘊意義的鎖鑰；正是從受訪者將記憶安置於意義之網中的情狀，我們始能明白某一事件或經歷對當事人所具有的重要性。

記憶是特別的素材。人們往往保留或記住那些對他們意義重大的記憶。記憶是私人的。記憶是成分變化不定的混合物，既包括極度私密又包括公眾事件，既有微細的畫面又有普遍的視野。記憶免不了有漏洞（即那些被遺忘或雖被記得卻未予表述的事）。相對於寫就的檔—一段在時空上定型的文字，記憶對關注過去如何與何者被記得的史家而言，是遠為錯綜複雜的材料。窺探口述訪問中某人的記憶，往往就像是帶上一張簡略的地圖，與陌生人踏上旅程。雖然存在可資參照的共通點（例如對公眾事件的普遍認識），但探索之途總會有分道而行或是偏離目的的情形，記憶將為偶遇所催生，情緒則隨著氣味、影像或故事而浮現。總之，記憶是令人目眩神迷的集錦。

作為材料的記憶

歷史上有些領域不容文字記錄涉足，因此在歷史敘述中總是少被呈現：諸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許多婦女、工人與少數民族的經驗，相對於公眾事件敘述的個人或情緒性體驗，以及反襯奇聞軼事之庸常。要探取那些多半不被記載的訊息與經歷，口述史非但必要，有時甚至是唯一的方法。捨此一途，又如何探究大屠殺的倖存者、第一代移民、同性戀群體，以及身心障礙人士？在保存那些一貫被噤聲群體與個人紀錄時，例如，記載行將消逝的工藝，以及日常生活的小門道，口述史仍有其重要的實務性角色。以下確實為口述史的長處之一：藉闡明那些早被遺忘的技藝、不被承認或邊緣化的生活，口述史不僅揭示新資料，也為敘述者身分認同提供相當程度的合法性與認可（empowerment）。以行業史為例，許多受訪者竟能巨細靡遺地闡述數十年前習以為常的作法與例行程式。那些今人眼中之俗務卻被受訪者自豪地敘述著，其自傲不僅來自所成之事，還在其精確的憶述能力。下文這位生於1924年而在1987年受訪的女士，即以相當可觀的細節，陳述她十五歲時在地毯作坊所從事的工作。以下簡短摘錄她的陳詞：

我是一個染箱工（boxer）。不是現在說的那種技擊的拳擊手（boxer）！一個染箱工是與兩個染印工（printer）配合，並且還要照看染印工印染去織字地毯羊毛的染料。嗯，我們這部門被稱作染坊。每種染料都有一個號碼，並且保存在大罐裡。染印工根據一個印在大告示板上的地毯花樣來作業。告示板釘在她放染筒的一側。羊毛被纏繞在染筒上。染印工向染箱工叫出她要的染料號碼。染箱工便去取。染箱工拿著一個上有染料顏色的木製染箱，然後從該染料編號的罐子中，朝箱子裡注入一定高度的染料。每種顏色都有它專屬的染箱。然後染箱被放入一個小車。這就是為何叫染箱工的原因。當染箱工通知染印準備好了，染印工就啟動小車下的驅動裝置。這個裝置蠻像一輛小卡車運行在一個微型鐵軌上。染箱上方的基座上安了輪刷。輪刷浸入染料中。當小車帶著染料移動，輪刷便滾刷過染筒，將顏色印上羊毛。由於這個輪刷的緣故，你懂的，就是那個在染箱上方的輪刷，維持染箱中染料的適當水位是很重要的。有時候，花樣上如果用上太多同一個顏色，染印工就必須停下小車的驅動裝置，以便染箱工再從上補充染料。當染印工已完成染筒上的花樣，她便用一個板子將顏色抹揉進羊毛。我想那是骨製的。當染印工在做這道工序時，染箱工則必須確定有足夠可再纏繞染筒的羊毛疋，並補滿各個罐子中的染料。此外還須打理手邊一些雜活。

這位女士所描述的工作已不復存在。而她的證詞可能是我們關於染箱工工作的唯一證據。口述史將持續扮演記錄消失中的工作與活動的重要角色，記下那些其經驗不被主流觀點重視之弱勢與邊緣化群體的聲音。長年以來，核實口述史訪談中個人憶述的困難，對該領域工作者如同芒刺在背。據說，相對於諸如編年史、會議紀錄，國會議事錄、官方統計等人們偏好的文字史料，口述史常常不能產生充分可供核查的資料。除了日記與自傳，口述史料每被視為流於主觀與事後之見，因而多少有些瑕疵，或至少是不可靠的。在早期口述史的實踐中，為了釋疑，特重以報章紀錄等交叉比對口述史中的故事。但並無證據顯示人們在口述訪談中刻意作偽或記憶特別容易扭曲。事實上，記憶往往驚人的穩定與持久，且不論傳聞證據，記憶似乎不必然隨年紀退化。我們確實知道，某些記憶——如同閃光燈記憶——的確保留某一格外引發創痛與強烈情緒事件中栩栩如生且巨細靡遺的影像。反之，那些關於更平凡經驗的記憶，則可能較不鮮明而或易受隨後事件與社會經驗所形塑。我們也知道，記憶形成與被陳述的方式有性別差異。但即使把這些面向全都列入考慮，口述訪談仍應與其他史家傳統上倚仗的史料，如會議紀錄與報紙等量齊觀。英國口述史先驅Paul Thompson有力的指出：所謂可靠與不可靠證據之間並無分別。所有史證都出自社會建構，許多文件乃是精心撰寫，以呈現特定圖景或某一事件或現象的闡釋。

當我們發現對某一事實前後不一甚至不實的陳述，我們心知此類「謬誤」多半事出有因。Portelli那廣受徵引的討論，關於Umbria工人社區對1949年一名義大利鋼鐵工人之死的記憶型態，即是分析與理解集體誤記事發年代意義的經典範例。根據歷史紀錄，在抗議義大利政府締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條約那年（1949年）的罷工中，鋼鐵工人Luigi Trastulli在警民衝突時遇害。三十年後，來自基層工人的大量口述訪談證詞，卻將Trastulli的死，繫於1953年一次逾二千名工人被解僱之後的大罷工與街頭打鬥的場景中。如Portelli所解釋，此一誤記不能歸因於無數個別不連貫的記憶失誤；而應解讀為，敘述者將死亡從一個象徵失敗與羞辱的時地，移置於另一個脈絡中，鐵工之死被詮釋為一場工人們得以挽回部分自尊的事件的一部分。「事實與記憶之間的矛盾」，Portelli寫道：「最終增加了口述史料作為歷史文獻的價值。此一矛盾並非虛假回憶所造成，而是主動而創造性地產生自記憶與想像，藉以明白重大事件乃至整體歷史的意義。」

誤記——或對事件不準確的回想——不會使口述史料站不住腳。發現某人陳述中之矛盾，應警示研究者去追尋矛盾背後之原因，如此也許反而增益對此人所言之瞭解。Mark Roseman對大屠殺倖存者Marianne Ellenbogen陳述的敏銳分析顯示，創傷影響人們對創深痛钜經驗的回憶能力。分析 Marianne對她在家人與未婚夫流放波蘭之際如何逃出德國的陳述，發現她的事件版本與當時紀錄多處不符。儘管他注意到許多文字紀錄未可盡視為真實記述，但Roseman仍對他稱為「有瑕疵的」口述證詞感到興趣。他總結道：Marianne的誤記——特別是她在未婚夫被遣送波蘭前夜與之共度的回憶——可以歸因於創痛，尤其是她對任由所愛的人被帶走而自己苟活的罪惡感。她的錯誤憶述，「是聊以控制一段無法消受的記憶」的一種方式。Roseman歸結出：到頭來Marianne陳述的細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不堪的過往中能不顯得如此無能為力與無所作為。」

上述或許只是個特例，但其啟示則可廣泛運用。為了擁有過去並感到心安理得，我們相關的記憶，必須以某種方式肯認並支撐那個最令人安心自在的過去。當記憶不能妥適，陳述者就很可能感到心煩意亂，出現支離破碎的敍述，或明顯可見的不安。記憶幫助我們調和出一段適用的過往。

作為主題的記憶

鑑於記憶與其他材料之不同，口述史家為了解析取得的材料，勢必請教其他學科的理論家。記憶是因緣際會、變化不定而富創造性的，人們敘述記憶的方式深受文化內部流通的論述，以及訪談中的交互主體關係（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所影響，且由敘述結構與形式所塑造，復呈現於各個展演之中——這些使得口述史家不得不運用源於其他學科脈絡的理論模型，並最終發展出口述史在實踐上獨特的分析框架。當其落實於憶述中，即將記憶與敘述形式相連結，即要求我們留意回憶故事中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係。

此處，不妨先定義幾個常用詞彙。自傳式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亦稱個人或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意指對個人事件或對生活中包含人物、行動、事物等情節的重構，以及對個人親歷其境的確信。集體記憶（collectiv ememory）意指流通於一團體中對一事件或經驗共用之記憶，並可能形塑個人記憶。大眾記憶（Popular memory）指的是那種人人涉入、人人有機會形塑的記憶生產。

口述史家也利用官方（official）或公眾記憶（public memory）兩概念去理解自傳式記憶如何形塑與被講述。隨著記憶研究的發展，一批描述特殊型態記憶講述的辭彙被創作出來。GrahamSmith創造了交換記憶（transactive memory）一詞，指涉在以共同語言喚起過去的團體之中，促進、形塑、分享往事的各種方式。Graham Dawson在他對北愛爾蘭「動亂（Troubles,1968-1998）」的口述史研究中，提及一種由個人敍述與大眾、媒體對事件再現交織而成的複合體，或可稱之為紀念的記憶（commemorative memory）。這是種含有政治紀念目的的記憶陳述形式，旨在延續對一創傷事件的永誌不忘，從而維繫對往事的集體認同與佔有。在我個人的研究中，則遭遇到一種我稱之為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即是融合了自傳式記憶（即敘述人對所經歷事件的回想）、家庭與社群記憶以及歷史研究材料。我的一位受訪者——看來是位對我的研究主題，即英國北方Shetland群島地區婦女生活，知之甚詳的當地女性業餘史家——即巧妙地在她的證言中結合上述三種記憶成分。如下引文所示，在討論未婚女性困境時，此位受訪者就在得自家族成員的自傳式故事中，參酌了她的歷史知識（取自檔案史料）：

就我所知，在十九世紀只有一名叫Janet Russel的女性獨自生活。她投奔一個算是我祖父輩的表親。而這位表親給了她一小塊緊鄰房屋堤壩外的地，供她耕作。Janny的房子、牛棚與園圃至今還在。事實上她還靠鄰居援助，沒這些接濟她活不下去的！那女人是少數我發現的壞蛋之一。這些壞蛋在Shellivoe 偷馬鈴薯被抓〔⋯⋯〕這事警局有案可稽。所以她的自述其實是警方的犯人自供，如何用上這材料你得費心琢磨。

LA（Lynn Abrams）：沒錯，我看過這份材料。

你看過了？Janny，我們都這樣叫她，我是說那是上個世紀中，就是這個（二十）世紀之前，Janny 是個褐色眼睛的小個子。但她姐卻有五呎五吋（165 公分）高，一頭金髮〔⋯⋯〕

過去二十年間，大量的口述史研究都關注於自傳式、集體與大眾記憶之間的關係。這是因為多數口述史家，對能從個人經驗中得知哪些歷史全貌感興趣。亦即，他們感興趣的是個人或私人敘述，與吾人賴以形成自身過去的共用敘述之間的關係。憶述之可行，一般是操作我們稱為場域的記憶框架。它經常是構築於受訪者對訪問者研究架構或議題的回應上，但也會接收到那些「定義且限縮了想像空間（imaginative possibilities）」的公共論述。這並不意味個人記憶只能透過公共論述的稜鏡折射（prism）而喚起，而是在個人或自傳式陳述與文化之間，具有一種雙向反饋循環或是「文化迴路（cultural circuit）」。舉個具體案例來顯示實務中其如何運作。我最近從事一系列訪談，聚焦於一九五、六○年代英國婦女的生活經驗。在事前提供受訪者參考的資訊中，我列出了研究架構，即檢視如下命題：戰後的特徵是從道德保守主義轉向道德解放。顯然，大多數受訪對我的研究課題有所思考。在一些案例中，受訪婦女的敘述更顯著地受此議題影響。然而，她們也意識到我做為大學婦女性別史講師的立場，而可能視我為女性主義者。在若干案例中，受訪者已經為了回應我的研究架構而準備了她們的回憶框架——她們陳述中所包含的那些關於自我發展與獨立的故事，是在拋下上一代力行的體統規矩、奔向獨立抉擇、追求人格自主生活新型態的生命壯遊架構中編排出來的。舉例而言，Deborah講述了她在這趟生命歷程有何長進，或者求學如何改變了她。提到那位促成她上大學「令人感佩的」女子學校校長女士時，Deborah 回憶道：「她說：『我不要妳原地踏步。我要妳向上提升，體驗不同類型的生活。』我想她大概在我身上看到什麼我不曾發覺的潛質，我是拔尖的學生，對此她無比有信心，你懂得，她相信我做得到。」

當然，這段敘述十分契合現代女性主義的解放論述，而那些依此論述描繪自己生活的受訪者，在相當程度上心知肚明：她們正將自己的記憶寫進二戰之後女性獨立崛起的大故事中。然而，不是所有受訪者都能將她們自己的記憶框架，與我的研究框架妥貼的配合。Lorraine在六○年代，離開她那舒適安穩的中產階級郊區大宅，跑去蘇格蘭第一大城格拉斯哥（Glasgow），追尋藝術學校的刺激生活——離家相片中，她身著全黑高領緊身毛衣搔首弄姿。一開頭，她還能將記憶框架與當時的公眾表述，以及我的研究議題結合起來。她以豐富細節與充沛熱情描述了初抵藝術學校的興奮之情，一面丟掉舊的兩件式上衣與百褶裙，一邊替自己取了新名字，為了「不計代價使自己看來夠酷」。「我把頭髮留得老長，死命地想要像是法國女歌手Juliet Greco」。但當訪談進行到她為人妻、人母的生活——先是在國外，後來回到蘇格蘭——Lorriane卻有些支吾其詞。當問及回到蘇格蘭後，丈夫找到新工作，而她做了什麼時，她答道：「果然，我就知道你會問這個〔⋯⋯〕嗯，好吧，然後我又有了另一個孩子，然後，嗯〔⋯⋯〕噢，親愛的，沒啥好說的，哎〔⋯⋯〕就是整理花草、畫點畫〔⋯⋯〕」。她的語調更加猶豫，幾乎是抱歉未能迎合我所設定之獨立現代女性潛議題。在家相夫教子與Lorriane對我研究框架的認知並不協調，不合拍的也許還有她對我所代表著性別史女教授的理解，以及她不太符合宏大浮誇的「女性主義」敘述的自我認定。

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我將對一批取自我與他人口述史著作的個案研究進行探索，每一個案突顯一組研究記憶的特定理論與方法途徑。這些案例顯示何以分析往事的產生過程（配合所記得經驗與事件的內容分析）有助史家瞭解歷史意義，亦即記憶故事之於敘述者，以及在某些案例中，對文化理解與各類過往再現的重

大意義。

記憶與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記憶故事在口述史訪談的語境中被建構與陳述。也就是說，選擇對採訪者講述哪些回憶，以及講述這些回憶的方式，都受到採訪者與受訪者交互主體關係的影響。交互主體性在最基本的層次上指的是：兩方之間人際動態（interpersonal dynamics），以及雙方合作創造共用敘述的過程。採訪者不僅藉由提問，也透過表情、姿勢、聲調，以及許多其他特徵與動作，從受訪者那徵求記憶故事，在不同採訪者前其所得可能大不相同。受訪者為訪談目的而建構出他或她的主體立場，而訪談目的本身則不但從公共論述中汲取可用的文化構成，也回應受訪者對採訪者的認知。訪談中因此有三向對話：受訪者與自身、與採訪者，以及與整個文

化。

交互主體關係可能解放也可能壓抑對回憶的敘述。基本上，如果研究者與受訪者合得來，甚或建立了良好正向的工作關係，則由此打聽到的故事比較不會受限於敘述者的自我審查，簡言之，雙方可以互相信任。對女性主義研究者來說，口述史訪談提供了將婦女之聲從父權論述，以及從那些被認為在過去令婦女噤

聲或阻礙她們吐露衷曲的溝通策略中解放的機會。這意味遠離「男性氣概典範（masculine paradigm）」那種客觀與無涉個人的研究策略，轉而擁抱主觀性，視訪談為一共用的經歷，旨在泯除舊有典範內在的權力不平等關係，從而營造出一個能令婦女為自己發聲的訪談環境。Judy Yung在關於美籍華人婦女的研究中，將上述理論付諸實踐。身為自己所研究社區的成員，使她能夠與受訪者建立正面且互相信賴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又促使受訪者以女性中心的觀點講述她們的故事，從而能由諸如「邪惡的龍夫人（diabolical dragon lady）」，或是「妖異的蘇西黃（exotic Suzy Wong）」這類被外人長期用來議論她們生活的支配性刻板模式或論述中解放出來。但是此路徑並非沒有問題。如Miriam Zukas在從事關於友誼的研究計畫時發現，一些受訪女性把訪談當成朋友間的對話，並因此吐露「她們通常只對閨密說的私事。」但不同於理想中是相互分享訊息與秘密的友誼關係，這樣的訪談關係，卻似乎是（訪問者）利用了婦女訪談常有「自然交流激勵法（natural communication encouragement work）」的特性。

學界公認性別是影響訪談操作與結果的重要變項。Hilary Young為了調研蘇格蘭男子氣概，訪談了格拉斯哥男子，她十分清楚自己年輕女性知識分子的主體身分，影響了較年長男性受訪者的回應。一名受訪者開門見山的說：「妳不就是要聽現在格拉斯哥男子漢都成為婆娘（big sissies）了嘛！」接下來的敘述便強調在蘇格蘭男性雄風不振中的女性作用，暗示著女性受教育與自由權利，敗壞了工人階級男性的傳統角色。Young的受訪者對她這樣一位現代解放女性的觀感，形塑了他們選擇要如何去說故事，Young對此心中有數。一名男性訪問者極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敘述。

訪問者的自我反思，則彰顯了訪談中交互主體性塑造相關記憶故事的一些方式。Penny Summerfield描述了她那顯而易見的身孕，如何影響了她的二戰婦女經驗計畫中一名受訪者的陳述內容。因為這位受訪者在她加入與離開本土防衛輔助勤務隊（ATS,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的語境中，反覆提及自己的懷孕。Summerfield 猜想：或許是因為訪談的人際動態，她稱之為「一個女性身體向另一個傳達出了不言而喻又有意無意的訊息」，促使她的受訪者積極的回顧了她在1940年代懷孕的意義。

體認到交互主體性在口述史訪談產生的記憶故事過程中的角色，歷史學家不得不承認那些催生記憶故事的多重聲音。Summerfield曾寫下這樣值得稱道的話：我們的分析所要涵蓋的不僅是「那己說話的聲音，還有那些與之交談的聲音。」Graham Dawson則敦促我們留心產出記憶故事的多層次過程（multilayered process）。在試圖聽取北愛蘭衝突故事的過程中，Dawson 敏銳地評論道：「任何人所以能將自身多面向的主體與過去關聯起來，端賴其與那些側耳傾聽、用上了他們自己的回憶，還有解釋與重新解讀其中意涵的人們之間的關係；這必然是個『集體的交互主體性事件』」。Dawson 的觀察，對小至家族回憶的敘述，大至公共事件與爭論不休的北愛爾蘭動亂，或皆可以適用。

記憶與調和（composure）

記憶既是心理也是社會過程。在憶述之際，特別在如口述訪談這樣的公開情境中，我們試圖將自傳式記憶安放於可被他人承認的社會脈絡內。與此同時，我們又汲取大眾文化與集體記憶以合理化自身回憶。此一被稱為「調和」的過程包括兩個相互關聯的要素：調和故事的過程，以及個人生產令其安適的融貫故事或

記憶敘述的能力。用首創「調和」一詞的Graham Dawson 的話來說：「任何特定公眾給予之社會承認，總與其秉承之共同文化價值密切相連，而對訴說某一敘述的方式、從而也對可能形成之調和類型，施以決定性的影響。」一旦我們無法將個人記憶與公眾接受的那套過去搭配起來，違和之感（discomposure）隨之而生。

我們都追求心境調和。「我們調和（compose）自己的記憶，」口述史家Alistair Thomson寫道，「以使其為公眾接受。或者說，如果我們本已不為一般公眾接受，我們會尋求特定公眾來肯定我們的認同，及記憶自己生活的方式。」更進一步說，口述史訪問者往往促使受訪者臻致調和狀態，尤其是因為一段調和的記憶經常以流暢連貫的敘事形式出現——然而，調和並不總能做到，特別當記憶與對過往事件一般的理解似乎不太契合時。

Alistair Thomson對一次世界大戰澳洲士兵（澳紐軍團，Anzac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記憶故事的分析，是口述史家對調和理論最為人稱述的運用。該分析充分顯示國家記憶與神話同個人陳述之間的互動。在他對加里波利（Gallipoli）之役參戰官兵的訪談中，他遭遇了一些受訪者將私人記憶，與關於加里波利戰役的公眾神話，乃至後來將澳紐軍團視為澳洲民族性原型的勇武化描述纏繞在一起——糾結程度深到許多受訪者將電影《加里波利戰役》的場景混入他們自己的敘述中。但在Fred Farrall這名已無法將個人記憶與感情同公眾再現的加里波利戰役與英勇「掘地武士」（diggers）形象配合的老兵身上，Thomson 則發現，Fred由於那些在戰場上被嚇得要死、痛失袍澤與個人無力感的回憶，加上其耽溺酒色的浮浪子弟（Jackthe-lad）作風，而無法與掘地武士此一大眾形象的陳述融合無間。這意味他無法調和出前後一貫的敘述。然而，透過工運，Fred找到了更令他舒坦的替代認同，重燃了自信，還結識一群鼓勵他表達自己戰爭觀點的窩心同儕。到了1980年代，當公眾對戰爭的觀感因越戰與和平運動而轉變，Fred發現自己能夠更自在地談論他的回憶。Fred終於能達成調和；有了公眾對他經驗的肯認，他得以在澳紐軍團紀念日參加全國慶祝活動。他總算能將個人經驗與公眾神話相調和。

在我撰寫本文之際，英國媒體正在紀念二戰期間英倫大轟炸七十週年，引發那些經歷1940年德軍空襲英國城鎮的人們大談往事。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人的記憶非常適切地與所謂大轟炸精神相吻合，即是強調英國人民儘管家破人亡，卻依然在無情轟炸前屹立不搖的「共赴國難」（all in it together）敘述。英勇故事緊扣那些在戰火下堅決照常生活的人們。那些衝撞主流神話的記憶則明顯少見，且其敘述者也覺得談論這些事並不那麼令人舒服。然而，七十年後，隨著大轟炸精神這一概念遭到一些批評，另類的回憶已較容易被表達與接納。例如，許多房舍在轟炸剛結束時遭到趁火打劫的事實，恐怕直到今日才能陳述，而不會被指控成對萬眾一心主流公眾意象的冒犯。

在一系列於蘇格蘭福利體系渡過童年者的訪談中，我遭遇到人們調和令自己心安記憶的許多不同方式。這些對他們言之成理的方式，讓他們得以將往往心酸的記憶，置於符合外界期待的童年與家庭論述中。從出生地格拉斯哥被遷移至蘇格蘭西岸外海小島，並被一對老夫婦扶養的Betty，她對故事的講述方式，便是十分有趣的例子。就像大多數她那代被置於寄養家庭中的人，Betty並不是孤兒。但六十歲以前，她對原生家庭幾乎一無所知。當我訪問她時，她才剛與親哥哥見面，得知自己當年被帶走安置的一些情節。她調和出的故事由是強調自己被寄養在恬靜小島上的幸運，突顯寄養家庭待她如同親生。在以下頗長的摘錄

中，Betty描述了養父母以及她所受到的待遇：

他們沒有親生子女卻又似乎想要孩子想得要命。但她要到〔⋯⋯〕或是他們要到〔⋯⋯〕你可以看到這對他們有多不容易，因為他們要到五十多歲才領養到我，對他們來說真不容易，一邊經營小郵局，一邊還要照料我，沒錯。不過一切都蠻有趣，人們來來往往，打招呼，挺有趣的。還有就是我喜歡動物，我還帶他們到處吃草。說起來我還有一間可愛的兒童房，很棒的兒童房、很棒的兒童床，這漂亮的兒童房在樓上，就在他們臥室隔壁正對樓梯間。但當我剛來時，他們想，我猜，我們只是暫時讓她搬來跟我們住一起。所以他們只是在那個兒童房間裡擺了張床。但因為我似乎常做惡夢嚇醒，所以他們起初又讓我跟他們同一房間。但我長大點後就一直要，我想我差不多該有自己的房間了，所以我最後得到自己的房間，噢，這樣做是〔⋯⋯〕因為我曾有各種跟其他等待寄養兒童在各個房間中的回憶，妳懂的，總之我得到了自己的房間，但我們家沒有電。他們留了個小燈籠給我〔⋯⋯〕所以我從不曾處於黑暗中〔⋯⋯〕養父人很安靜〔⋯⋯〕他不是那種會讓你覺得有過孩子的人，他就是離小孩們遠遠的，但這只是因為他未曾有過子女，所以一旦有了他就不知所措，妳懂的，但養母就非常非常慈祥，其實養父也是，但是她，我的意思是，她對得到我欣喜若狂。我一定正是她想要的，她得到了一個小女孩，養母是個裁縫，所以我總是被打扮得漂漂亮亮。我在那待了一小段時間後，妳懂的，這些訪視員會來屋子裡看看。訪視員從格拉斯哥來，進房子巡查，不一陣子，當所有小孩上學時，妳懂的，就得作同樣打扮，所有小男孩都穿上灰襯衫，醜得要命的黑皮鞋、黑長褲〔⋯⋯〕所有寄養兒童都穿一個樣，那實在是太可怕了。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Betty有意把自己與其他寄養兒童相區隔，儘管她自己也是其中一員而且經歷過同樣的難堪。其中最刻骨銘心的就是被黑色計程車從這村載到那村，等著哪個家庭願意收留她。在稍後的訪談中，Betty煞費苦心的將自己被視同親生的經驗，與她哥哥的遭遇做對照：

在我去的地方，我非常幸運，也被寄養家庭接納，我的意思是，我在那多了許多親戚〔⋯⋯〕雖然我其實不是他們的親戚，但有這些親友總是好事。他們是我的家人。這是我試圖向哥哥解釋的事情。那是我的家，我在那裡已有自己的家人。我到死都不會忘記他們，以及他們對我的慈愛。我非常幸運。我是少數的幸運兒〔⋯⋯〕怎麼說呢，比起哥哥，我有一個幸福得多的童年〔⋯⋯〕雖說他留在我母親身邊。他比我年長，我媽媽總在外跑，她得工作，她為Barr’s Irn Bru橘子汽水公司做工。她打掃各樓層，還去大戶人家清潔，而我哥哥Andrew 只能蹲在台階上等媽媽結束工作，妳知道，因為她不能留他一人，所以得把他帶在身邊，所以瞧瞧我曾享受多大的自由〔⋯⋯〕比起他，妳懂的，就此來看，沒有錯、哥哥跟媽媽在一起而我沒有，妳會假設這對他比較好。但另一方面，我有個比較幸福的童年。

從調和這詞的兩個意義上來說，Betty的回憶的確是調和出來的。我一來她就給我看一本她寫了個人經歷的小冊子。她說：「你要知道的都在裡面」。顯然她已經譜寫了一個令她安心的故事。在訪談過程中，她又提到最近播出的一個電視節目，關於被送至蘇格蘭西部Hebridean群島寄養的格拉斯哥兒童的經歷。這節目在

某些方面使她所謂好運的故事更為合理。但最重要的是，Betty能夠做出滿足她歸屬家庭需求的融貫敘述，同時符應了大眾對正常家庭生活與適當兒童教養的論述，就此而言，Betty實現了調和。她承認寄養體系可能已對許多兒童造成負面的後果，但竭力強調自己被視如家人。訪談以Betty對家庭紐帶重要性的重申作結:

我的子女〔⋯⋯〕他們只盯著對他們來說如祖母般的Kate阿姨。我的意思是，她死時他們都心碎了。Kate阿姨與Hugh姨丈都為他們付出很多〔⋯⋯〕我當然已

成為家庭的一員，此點無庸置疑〔⋯⋯〕妳知道，我從未聽過任何人對我寄養家庭那邊的人說過一句壞話。

記憶、情緒與創傷

記憶在處理情緒時可能遭遇困難。特別是那些關於憤怒、悲痛或是極度憂傷的記憶。那些產生強烈情緒的經驗回憶起來經常格外細膩準確，有時還包含閃光燈記憶。但事發當時的情緒本身則較難被憶起:大喜，或是大悲，可能僅僅被平鋪直述。「情緒記憶的再現性（The revivability in memory of the emotions）是有限度的」，James 寫道：「我們可以記得曾經歷過悲痛或狂喜，但無法想起當時感到有多悲痛或高興。」然而對沮喪情感的回憶可能以其他方式表現：透過破碎的敘述，前後矛盾，間斷或沉默，或者講些別的故事，這就間接提示了當時的情緒有多強。

在我對那些兒時經歷與原生家庭分離的人的訪談中，無論是被送到育幼院還是與養父母生活，記憶和情緒交織而生的問題都籠罩心頭。我的受訪者那時已垂垂老矣，可多半不大清楚他們在什麼情況下被送去寄養，儘管其中有些人最近知曉了詳情，在一些案例中，還附加健在親戚的音訊。有鑒於，現存檔史料從未包含那些在蘇格蘭兒童照護體系影響下孩童自身的觀點，我從事訪談的意圖首先在於：從這些親歷者身上，得知該體系的一些實際情形。但我也希望受訪者與我分享他們對寄養童年的主觀感受，以使我對該照護體系對弱勢兒童的衝擊有更深的認識。考慮到受制度性照護者有相當比例體驗了嚴酷的生存條件，例如與原生家庭極其有限的聯繫，以及幾乎與育幼院外的世界毫無往來，受訪者能回想起寄養生活中例行活動的大量細節，這點似乎不令人訝異。他們對一成不變的食物、制服與日常作息的記憶未隨時間淡去，向我提供了關於制度性照護物質環境的寶貴資料。舉例而言，約十一歲時，Arthur 被送到蘇格蘭東北部一間孤兒院，在八十六歲時提供了以下回憶：

那是兩側各有八間房的宿舍。我在週六抵達Aberlour，也是個人人要打掃屋裡的日子。所有孩童在一間大食堂集合，聆聽之後半年內要做的事，午餐總是稀粥和xx〔聽不清〕，還有一點麵包和一杯茶。星期三是湯或粗麥粉，或是換成梅子布丁，〔⋯⋯〕五點的下午茶時間只喝茶。除此之外別無他物。直到禮拜六從教堂回來，會有一塊起司和半片麵包，這算是特別加菜。

受訪者也對一些打破日常行事的特殊亮點（flashpoints）事件記憶猶新。再以Arthur為例，他講述了寄養期間一些幽默有趣的情節─以下此例發生於教堂中：

那個週日我終生難忘。有個院童McK，他不會發R的音，當時在唸聖經中一段經文：「巴拉巴斯是一個強盜〔robber〕與人盡皆知的小偷」。但他唸成：「巴拉巴斯是一個wobber 與人盡皆知的小偷。」有些人就笑開了。但給錢的那傢夥剛好當天在場〔孤兒院的贊助者〕。結果從教堂回來，一點兒起司都沒發給，我們全體被趕回臥室關禁閉。〔⋯⋯〕整整一個禮拜，我們放學就進臥室。哎！我永遠忘不了這件事，想到沒法不笑，妳說是不？

但這些受訪者在憶起經歷當時的感受方面卻遭遇更多困難。沒有幾人曾經詳談他們生命的這部分─Arthur評論道：「被寄養意味你身上有了汙點，一個汙點。而我不知這世上還有什麼比汙汙點更讓人難以承受〔⋯⋯〕我很高興有人傾聽〔⋯⋯〕那總在我心裡的汙點，總在那〔⋯⋯〕想要傾吐，我又找不到人來聽，說這些對

他人來說太無聊了。」由是，未曾談過這段經驗的他，如今只能勉強講給我聽。在其他訪談中，對心酸喪氣事件的回憶經常引出破碎、片面與矛盾的回覆。我問Christine 能否回想起八歲時，在雙親接連過世後踏進孤兒院的感受：

八歲那時真記不得了。爹過世時，我跟奶奶和堂哥住在一起。我記得一天早上，堂哥上樓進臥房對我說：「妳沒爹沒娘了。」我說：「我還有娘，我只沒了爹。」「噢，你娘也死了。」我就是這樣知道母親的死訊，是不是糟透了？反正我回到Burghead，我不知道如何到那兒的，但我記得看見媽媽躺在棺材裡，兩眼皮上各放了一分錢，所以她一定是已經（過世了），我就只記得這些，然後我記得喪禮，因為那喪禮有著舊式馬車，妳懂的，有黑色羽飾那種，真的很老派。說起這些人應該會很傷心，但偏偏不是，這事我偏偏記不太得。

在Annie 的案例中，她詳盡描述去孤兒院時身上的衣著，藉此表達六歲時，從喪偶的父親身邊被帶走的心情：

我穿著藍色上裝、百褶裙，此時想來仍歷歷在目，有條百褶裙、銅扣的對襟外套、一頂黑色天鵝絨的帽子、黑色長褲與鞋子。然後我們住進了孤兒院的家，我再也沒看到那身衣服了。它被拿走了，只給我們一件連身裙和圍裙。

LA：你為此覺得沮喪嗎？

你只會覺得這就是你的命，妳懂吧。你只是想著事情就是這樣，妳懂吧。妳懂嗎？孤兒院裡有的是和我出身一樣的好女孩。

並不令人意外，由於不能回應我對她感受的提問，Annie有效地的用閃光燈記憶傳達了內心的感情，Annie身上的服裝，象徵著她對於被帶到一個泯除個體性之地的強烈情緒。經歷創傷者的回憶陳述，很可能與有關往昔的通常敘事大不相同。這可部分歸因於受訪者對於所經歷的事件，無力形成一個首尾連貫、合情合理的敘述。對納粹大屠殺乃至近期九一一事件與卡崔納颶風倖存者的廣泛口述史研究業已顯示，關於創傷的記憶經常缺乏感情內容，顯得零零落落、前後不一。他們心中的不安，容易體現在受訪聲調的變化與一些明顯可辨的肢體語言。此時選擇沉默就比回憶創痛來得輕鬆多了。這倒不是因為受訪者無法憶起創傷經驗，而在於他們無法找到能令他者理解的言語、意義與認識框架，以表述自身的遭遇。無可言喻（speechlessness）不同於忘記或無法回憶。由於無法找到適合的語言與敘事結構，創傷的倖存者很可能難以、甚至無力講述他們的親歷。用一位集中營倖存者的話來說：「種族滅絕非言語所能表述。」更有甚者，言者與聽者之間並無可以溝通彼此的共同參照點。即便倖存者能講述其經歷，也不保證聽眾就能夠理解。從Primo Levi對奧許維茲（Auschwitz）猶太人集中營經驗何以無法表述的動人解釋，到近期對1994 盧安達大屠殺（Rwandan massacres）難民所做的研究，都一再體現上述的論點。在南非廢除種族隔離政策後，Antje Krog提交給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聽證會的報告陳詞，便大為突顯此點。她寫道：一如那些掙紮著將自身經驗形諸文字的見證者，她也發現要將所聞轉譯成媒體所需的連貫報導是非常困難的。委員會瞭解在將創傷記憶轉化為使人明白的敘述時，經歷了怎樣的艱難，它告訴記者：「諸位也會體驗如同受害者一樣的症狀。諸位將發現自己無能為力—無助而又無言。」

對口述史家來說，瞭解那些創傷事件的目擊或親歷者回憶時採用的策略是很有裨益的。訪談過大批大屠殺倖存者的Dori Laub觀察到：受創者唯有將經驗陳述出來或安置於條理井然的故事中，才可能達成一般稱之為「了結（closure）」的心境。Laub將此稱為倖存者再次外化（re-externalizing）創傷事件。1988年的洛克比慘案（The Lockerbie disaster）——當時恐怖分子引爆一架客機上的炸彈，使該機墜毀於蘇格蘭小鎮洛克比。不僅機上旅客全數罹難，也摧毀小鎮上一整條街的房屋與居民。在訪談中，鎮民是如何表述了那些多半令人震駭的回憶，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案例。有些人以幽默的口吻談到那晚的事件，以及其後數星期的情形。他們講了許多好笑故事（如失蹤的貓、一個老太太給救她的人送上雪麗酒）或是死沒正經的話（gallows humour, 用在面臨悲慘痛苦情況的絞架幽默），從而能建立一套受訪者可以應付的事件敘述。例如有個人回憶到眾人在當地的溜冰場上處理拼湊好的遺體，他是說：「大夥兒坐下來，喝起了茶，就在那些（死）人中間。」此案例中另一個談論恐怖經驗的策略，是聚焦於人們活動的日常性（everydayness）：一位女士談到如何在她的消防員丈夫忙於搜尋遺體時，維持她家庭生活「一切如常」；另一位女士則述說了如何清洗整理死者的衣物與遺物，以便歸還家屬─這些日常活動掩飾了做這些事的可怕情境。

結語

憶述乃是發生於一個複雜而又熱鬧的空間中。口述史訪談提供受訪者一個陳述記憶故事的特殊空間，但這些故事卻是為了回應一個研究議題的問題、於一個受外部影響的情境中憶起與編寫。最能引起口述史家興趣的是憶述的過程，而非掇拾個人回憶中的資料訊息。我們對人們如何使過去合情合理感到好奇，為個人記憶如何偶合或反駁集體共有之記憶而好奇，還對人們如何藉記憶故事界定自身於當下，以及當下經驗如何形塑對於過去的解釋感到好奇。記憶是所有史學實踐的核心，但口述史家的地位獨一無二，這是因為與受訪者直接積極的關係推進了憶述的過程。口述史傢俱有釋放回憶的特權，這些回憶常常能洞察個人經歷的詮釋，也有助於社會對過去更加全面的理解。然而伴隨特權而來的是責任，它要求我們坦承自己在記憶過程中的角色，並且以虔敬之心看待個人的記憶故事。本文開頭Sebastian Barry 小說《秘密手稿》中Roseanne Clear 的話，確實一語概括了敘述者與研究者的使命：記憶如同踏腳石，容許我們小心謹慎地橫渡過往，為了前進有時得入水濕腳，有時又必須快速通過避開險湍，但總期盼此種冒險涉渡，有助於掌握更多殊異經驗的意義。

兼為材料與研究主題的記憶： 口述史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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