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六卷三期
一九九五年九月
Ronald J. Grele， Envelop of Sound: The Art of Oral History (聲音的層層封套:口述歷史的藝術)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1
盧建榮
一、
不論專制時代的帝王，或是民主時代的領袖都常常宣示，要傾聽人民的聲音。問題是有什麼樣的管道可以讓古今的統治者獲知「民之所惡」與「民之所欲」呢?古今統治者往往假借民意以遂行其政冶野心，非關本文諭旨，可以毋論。此處我們所關心的是，在史學上，我們如何發掘「民意所趨」?我們若取以詢問歷史同行，這個問題就變成我們究竟要如何才能獲知民眾的心聲?面對這個問題，傳統歷史家可以說無計可施。相反地，晚近新史學的發展，正是要回應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這麼說，新史學的重頭戲就在於要聆聽人民的聲息。負有新史學使命的社會史家和文化史家就在回應這個挑戰性問題上大展身手的。社會史家和文化史家一面工作，一面對書寫文獻不滿意，理由之一是文獻材料出自社會與文化菁英的手筆，菁英和民眾還是有間隔的。換言之，文獻材料的使用，令社會史家和文化史家有著不能直接面對或深入民眾的苦惱﹒就在新史家不滿足於傳統史料背景之下，史料革命應運而生了。伴隨新史學發展而來的史料革命，是口述材料的搜羅與製作、以及據以完成的口述歷史作品。上述的發展在史學史的過程中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就在這個視角之下，對口述歷史有開創之功的英國史家保羅·湯姆森（Paul Thompson ，一九七八年出版《過去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Past:Oral History]一書)，被譽為希羅多德以降史學傳承的傳燈者。在西方，口述歷史在傳統史學虎視耽耽下成長，在台灣，口述歷史卻在傳統史學不予正視之下方興未艾，甚至是大行其道。台灣的史學界有必要對口述歷史的製作特性及其限制有一番根本的認識才行，否則任憑公私機關或個人粗製濫造之下，便會有濫用、甚至誤用口述歷史的情形發生。這是吾人必須正視的時候了。
羅納﹒葛瑞勒《口述歷史的藝術》一書的出版，多少有助於我們取以檢視目前台灣口述歷史的業績和問題。這本書是針對美國口述歷史學三十年(約略一九六O至一九八三年)的總清算，從理論辯析到實際操作技巧所在多有。其間，我們尚可看到一些來自傳統史學的質疑。這一部分最能刺激我們歷史從業人員進一步思考雙方的爭執。站在讀者立場最不滿意的一點是，同屬英語世界、只不過是大西洋彼岸的英國口述歷史學界，作者竟然吝於一言，使我們對於英語世界的口述歷史學貢獻未能盡窺全貌，殊為可惜。
二、
本書由八篇性質不一的文章所構成。第一篇和第二篇都是採訪，是環繞一位傑出的美國口述歷史學家史都德﹒特克爾(Studs Terkel，一九七O年出版《艱困歲月：一段大蕭條時期的臼述歷史》後名噪一時)的採訪紀錄。第三篇是收錄Dennis Tedlock <饒富詩意的口述歷史>一文，是一篇有關解讀聲音的示範性文章。第四篇<沒有目標的運動>(1973)，第五篇<科際整合和口述歷史>(1975)，以及第八篇<口述歷史的藝術>(1983)主要針對口述歷史的理論而發。第六篇<任何人過了三十歲還值得信賴嗎?>(1978)是為美國口述歷史行將三十週年而作，有報導的意味。第七篇<傾聽他們的聲音>(1975)是作者現身說法，展示一下他的實務操作供作參考。
本文不想逐篇介紹，這樣既太浪費篇幅，也容易模糊我們所要討論的焦點。此處行文的方式是，設法勾勒葛瑞勒的口述歷史思想，之後再針對他的見解予以回應。在這之前，我們必須先瞭解作者的背景及其學術傳承。
葛瑞勒現職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中心的主任。此一中心是美國推動口述歷史研究的重鎮之一，胡適的口述歷史即是該中心眾多業務之一，早為我們所熟知，無庸贅言。葛瑞勒於教學和研究之餘，又先後身兼《國際口述歷史雜誌》和《國際口述歷史年鑑》的主編。從葛瑞勒主持一個活力充沛的機樁，以及手上一直握有重要專業雜誌的編輯權，可以窺知他在美國口述歷史這個領域是位炙手可熱的人物。
至於他的學術傳承，他自己在本書平裝本前言中坦承受阿圖舍(Louis Althusser)影響很大。的確，本書到處可見阿圖舍的影子(如頁137 '和頁170-171是最顯著之處)。如所周知，阿圖舍認為，意識形態是國家機器所掌控的軟性鎮制社會的利器。阿圖舍這項發現在當代學術界影響深遠不說，我想，他絕對沒想到歷史學界可以藉此闖出口述歷史這條路。阿圖舍此一理念是構成葛瑞勒建構其口述歷史學的核心，下文自會交待。阿圖舍之外，我們還發現當代一些名流學者對葛瑞勒的治學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只是葛瑞勒不加以明言罷了。譬如代表西方馬克思主羲健將之一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心理語言學大師的皮亞傑（Jean Piaget）、精神心理學大師的拉康(Jacques Lacan)、符號學大師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敘事理論大師的裡柯(Paul Ricoeur) ，以及詮釋學大師的伽達瑪(Hans Gadamer)等人，都在本書重要相關處粉墨登場，協助葛瑞勒宣講他的口述歷史學。據評者推測，以上在本世紀各領域獨領風騷的重量級學者大約在一九七五年就對葛瑞勒的成學有所助益。抑有進者，我們在大約寫於一九八三年的本書第八篇中發現，作者一再引述詹明信(Frederie Jameson)這位後現代主義大師的言論(頁247、261) ，據此推知，作者於一九七五年後受到後現代主義的洗禮，並且，後現代主義一些成分多少也被援引進葛瑞勒的口述歷史學中。從以上師承名單來，葛瑞勒吸收不少史學王國以外許多「異國文化」'才能在他治學事上「自成一家之言」。這裡透露一點相當重要訊息，即傳統歷史學的科班訓練恐怕無法勝任口述歷史學這門新分支的理論建構。
現在，我們回來處理葛瑞勒在口述歷史學的建樹。於此，有三點值得提出。第一、有關採訪(interview)敘述的三個類型或三種關係。葛瑞勒認為，在採訪中，我們會觸及以下三個層面:語言的(linguistic)、表現的(performatary)，以及認知的(cognitive)或歷史視角的。葛瑞勒更進一步指出，受訪者提供的情報(information)中有關語言的層面要借助語言學的知識以進行解讀，同樣，有關表現的層面則需仰仗心理學和社會學。第三個層面，最有意思。葛瑞勒於一九七三年首度提出三類型說時，第三個層面性質究竟何屬尚無以名之(頁136-138)，逮一九七五年，他始命名為認知的層面（頁166)，而於一九八五年又改說成歷史視角(historical vision)的層面（頁ix)。第三個層面是在處理神話作用(myth)、意識型態，以及歷史三者的互動關係。這個層面所涉及問題之複雜，不是一般單門學科所能應付。這也是口述歷史之所以成為歷史學一門分支的主要理由所在，更是口述歷史學所要處理的核心課題。後面一點是口述歷史的特殊性所在。此外，如果我們以上的時間繫年工作無誤的話，作者窮逾十年的時間發掘此一特殊學術課題，並設法釐清問題的性質，這份執著令人佩服。此處，我們必須鄭重指出，作者將採訪所得稱為受訪者的交談敘述(conversational narrative)；而作者強調，口述史家解讀採訪內容就不能逃避以上三個層面的分析工作。作者再三講解有關這三個層面的理念，是全書精義所在。讀者萬勿錯過。
第二、研讀第七篇的實証研究，會增進讀者對抽象理論的學握。基此，評者介紹此一研究如下。作者採訪紐約兩位移民後代，他們都是從事成衣業的退休員工。作者要查訪的(也是要建構的)是以下一段歷史:紐約成衣業的興衰和成衣工會的消長。乍看之下，兩位受訪者外在條件中有許多是共通的，此處只舉一要點，即同屬紐約工會的猶太裔工人，並歷經本世紀上半葉的政治、經濟煎熬。換言之，此處的要點是，他們共同度過同一個社區的同一段歷史。然而，引起作者重視的是，兩人對這段歷史有著截然不同的領會和感受。針對第一位男性受訪者，作者的重大發現是:他的語言和表現與一般人無異，不斷作今昔之比，而且今不如昔，膨脹紐約成衣工會的地位，並錯將工業當成紐約城唯一的經濟命脈。因此，作者指出，這位敘事者對事情的看法是錯誤的。而該敘事者之所以將錯就錯，信以為真，其中道理就是作者於本書中反覆曉喻於讀者的：人往往將神話作用的結果當成歷史，而信持這段歷史本身就會形成意識型態(頁222) 。針對另一位女性受訪者，作者發現，她的語言和態度異乎常人(按：這方面分析詳見頁225-229);她從俄國移民到美國之前早已「皈依」社會主義;她慣用家鄉事物看待新世界;她將一切與她對立的事物視為沙皇主義，是她痛恨的對象;她與主流文化疏離(按：前一位則參與主流文化);她的精神生命是在她從事工運被捕後終結的。在全文結論部分，作者鄭重地認為，這兩個個案正是告訴吾人，神話作用如何變成歷史，而歷史叉如何產生神話作用，以及不論神話或是歷史如何被轉變成意識型態。其次，這兩位敘事者都用自我建構的歷史看待自己生命、看待外在的世界，以及看待過去(頁236)。
第三、作者經常利用史都德《艱困歲月》一書作為講解的範例。《艱困歲月》一書大有榮膺美國口述歷史經典的況味。史都德於六0年代訪問一批老年人，要他們講述其過去生活的種種，不料受訪者不約而同地都將回憶的焦點指向二0年代大蕭條時期。此書問世後，來自主流歷史學者的批評聲浪，主要集中在以下一點:大部分人認識的過去是有問題的。史都德的答辯很耐人尋味，譬如他辯稱：「這是記憶的書，而非歷史的書」(頁129)，又說：「(他寫的)不是歷史而是記憶;不是搜尋事實，而是事實背後的真象」(頁206)。對於史都德的辯解，我們需要加以說明。他要呈現的是六0年代的人如何看事情(特別是過去) ，而不是探討二0年代那段歷史就是這些受訪者所建構的那樣。
經過以上介紹了葛瑞勒一篇實証文章，以及史都德的一本專書，相信有助於讀者領會葛瑞勒口述歷史的理論。如果是的話，書中精義紛陳的警語就值得引述於下，不致令人誤會評者在斷章取義:
採訪是選擇，是歷史纂述，而非統計(頁131) 。
過去是不會死的(頁245)。
歷史是經過挑選的，而挑選的基礎就是我們當代的記憶(頁251)。
(口述歷史)是再創過去被忽視的人的歷史(頁200-201)。
在眾多史家中，口述歷史是一位記錄交談的史家，文獻的創造者(頁249)。我們想要去知道經過討論後的事件的那個東西，所謂經過討論指的是喚醒他們的那些人(頁249)。
歷史解釋是一種文本的分析(頁261)。
三、
本文重點式的介紹工作已如前述。評者希望讀者對上述的介紹獲得這樣的印象：葛瑞勒所倡導的口述歷史，不單是涉及史料革命而己，更重要的還牽涉到一個嶄新史學觀念的提出。本文以下要處理的是，立基於史學觀念的層次，提出兩點淺見以就教於作者和讀者。
第一、在涉及敘事(narrative)的問題上，作者忽略歷史書寫過程中面臨的虛構性(fiction)此一問題。我們知道，海頓懷特（Hayden White)的《後設歷史》(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Press])一書於一九七三年問世以來所牽動的文學界和歷史學界的筆戰，刺激許多學者投身戰場，亟欲解決歷史書寫的虛構問題。有關這方面文史大對決所累積的專書和論文之多，已到了讀不勝讀的地步。葛瑞勒在這方面似乎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評者認為，除非葛瑞勒從此收手，不去觸碰敘事這個學術課題，否則懷德的說法二十幾年來所構成的、一個類似學術文化的傳承，就不是採取逃避一途可以解決的。評者建議，本書如果以後有機會再版的話;一九九五年亞歷克斯﹒卡裡尼柯(Alex Callinicos)出版的《理論與敘述》(Theories and Narratiyes)一書是值得在書中相關部分加以推介的。
第二、口述歷史與基於文獻所寫成的歷史之間的關係此一學術辯題，仍嫌交待不清。首先，就議題的廣度而言，口述歷史較一般歷史狹隘，許多一般歷史能處理的課題，特別是一些顯而易見、卻很重要的社會或政治現象或是經濟變遷，就不是口述歷史所能著力的。其次，就時間縱深而言，口述歷史較擅長處理尚活著的人其記憶所及的範圈，這至多不超過百年光景。試想許多古史學家動輒面對百年以前，甚至上千年的人類活動現象，即使如何用心根據口述史家所使用的採訪技巧，恐怕一個採樣都發現不了吧?復次，就方法論而言，古史研究者自有採借口述歷史方法之處，在某個層面上，口述歷史的精神是與故事（不管是著重文人書寫的stories，或是庶民口頭傳承的tales)傳承(或說口頭傳統)相遇的。史家在處理百年以上的古史仍有用得著口述歷史之處﹒這是一種類似「師其意」的研究方式。於此，一些當代名家不乏實驗成功之作，諸如勒華拉杜裡(E. Le Roy Ladurie)的《蒙塔猶·奧克西堂的村莊》(Montaillou: The Promised Land of Error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8］'Barbara Bray譯自法文)、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 Davis)的《古檔案記錄中的虛構》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ity Press. 1987］) ，以及卡羅﹒金斯伯格(Carlo Gingburg)的《乳酪與蟲豸)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0］,John and Anne Tedeschi譯自義大利文)等。很奇怪的是，作者對這股史學新潮毫不措意也就罷了﹒問題是這些作品有利於他的辯解，可以消滅一點來自主流史學陣營的質疑音量。何樂而不援引這些「他山之石」的助力呢?
四、
台灣當前正在倡行口述歷史，相信這是作者所樂於見到的事。惟吾人有不忍以言者如下:首先，就公家機關大量印行的口述歷史成品看，他們著重的受訪據本是菁英階層為多，而非庶民大眾。這種作法是與口述歷史的學風背道而馳的。口述歷史主要是因應為弱勢族群立傳的思潮而興，並因此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分析模式。如今，這種大量為菁英人物立傅作準備的況味，已喪失口述歷史的正道。況且，菁英人物的文獻資料本就遠較庶民的豐富得多，猶不滿足，再花費如此钜
大人力和物力去大事建立文獻之外的材料﹒這是否涉及資源有效利用的問題，值得吾人深思﹒
其次，雖有一些學院學者或民間學者，或依賴基金會，或純靠己力，完成許多標榜所謂「民眾史」的口述史作品。他們的悲願令人感動不說，惟揍諸內容則不忍卒讀。理由是作為採訪者兼歷史家的這些作者根本欠缺口述歷史的專業相關訓練(按:前述己指出，奠定葛瑞勒治學基礎的不是傳統史學，而是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這些新思潮)，惟獨恃其「暴虎憑河」般的勇氣，一本書接一本書的製作下去。其中難免粗製濫造的手法只會令人懷疑口述歷史這門新興學間的可行性。
再容我們強調一遍，本書對台灣史學界所能提供的最大貢獻，就在於提供一把量尺去檢測我們目前口述歷史的既有業積，並鞭策我們去創造口述歷史的遠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