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筱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最近一二十年来，近代中国史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其主要表现，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点看出：1、在空间方面，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有了比较稳定的“学术籍贯地”——即会把自己的研究聚焦于某一特定的地方。这种空间选择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地理区域或行政属地，也可能小到某一个局部社区或自然村落，对历史的考察越来越细致；2、在时段上，许多学者都将其研究视野从清末延伸至民国，乃至1949年之后。他们开始以一种比较长的时间视野来观察历史，在此基础上对一些既在的问题重新研究；3、在研究主题方面，不少学者们已在开始强调“融合”。他们不再喜欢把历史切割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单一层面进行考察，所谓“整体历史观”也日益受到重视；4、已有不少学者会此自觉要求个人研究具有基本的问题意识。大家也渐渐明白此种问题意识需建筑于对既有研究文献全面反省的基础之上，并且成为提出新论点的源头。
以上这些趋势，显示近代中国史研究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之所以会有许多学者将研究视野投向“近代”，除了个人关怀之外，一个很现实的原因也是与资料有关。无论是空间上的聚焦，还是时间上的延伸，或主题上的融合，都会对史料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研究者希望对某一特定区域内较长时间内人群活动历史有足够的了解，那么，他们需要得到更加丰富、更加内部、更加微观的史料。这些年来，官方档案文献的广泛运用，民间私人文献的发掘，田野调查方法的采纳，口述史的兴起，其实无一不在说明对研究资料的深度兴趣，研究者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关于研究对象的可信资讯。问题意识的追求，更使研究者对于如何利用史料有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学者们开始大力发掘可能产生新问题的新史料，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努力尝试从新的角度来解读史料。拥有史料并不能保证写出新的历史，如何从史料中发现独特性的问题，并进行专案研究，更为学者们所关注。
将研究聚焦于某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即通常所讲的“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路径。在中国大陆，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多半都会以某一全国性的重大“历史事件”或重大人物的“思想”为主题，政治上强调“全国一盘棋”的同时，历史研究上，也似乎有潜在的反对“地方化”的暗示。即使在统一部署下，各地一直都存在官方主导的编志编史的“类学术”活动，但这种“历史编撰”更多的是服务于政治性的需求。我们不否认这些过程中产生的某些作品会向人们提供一些片断的甚至珍贵的历史细节，但显然，它们均不能被视为严格学术意识上的地方史研究成果。最近这几年来，随着市场化的演进，“文化繁荣”也开始成为地方官员的一种政绩目标，不少地方开始大规模的“通史”编修“工程”，相关的地方文化与历史研究也能得到更多研究经费的资助。然而，从目前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进展来看，总体情形并不是太让人乐观，经费的投入加大并未能产生相应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究其原因，当然与研究能力素质等有关，但史料发掘与运用方面的缺陷，以及研究视野过于局限于“地方本位”，大概也都是重要因素。为进一步说明，笔者姑且结合个人相对有些熟悉的浙江近代地方史研究，从浙江地域团体史料的发掘与利用入手，来对此问题简单谈点看法。
“旧历史”与“新史料”：地方史研究如何深化？
浙江近代史之研究，大概要从该省地方通史编修传统的沿续算起。或由于地方惯有的人文风气，或出于辛亥革命后浙江党人为保留“革命勋迹”的需要，民国成立后不久，浙省即有“通志局”之设立。1927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对修志一事亦相当重视，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行《修志事例概要》，规定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通志馆，浙江即开始着手筹备此事。1932年，浙江省民政厅通令全省各县市筹设文献委员会，“征存各种文献，记载属内要事”。1943年，浙江省通志馆在战时环境中成立，以重修浙江通志为任务，设立史料征集委员会，出版《浙江通志馆馆刊》，最终完成通志初稿共240余册。这种官方主导的通志编修传统，在1990年代得到恢复，最新出版的12卷本《浙江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即其成果。除了这套书外，预计未来浙江各地市也分别有区域性“通史”等问世，而从1980年代开始出版的其他单册通史性著作更多。这些已出版的与近代浙江史相关的“通史”性著述，无疑在勾勒地方史脉络方面有其价值，但无庸讳言的是，目前不少著作，都不大能脱离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总体脉络来叙述地方历史，其内容亦缺乏明确的原创性观点或自成一体的内在叙述逻辑，一些著述之间甚至有较大篇幅的雷同。
国外学者对浙江近代历史的研究，大概以芮玛丽（Mary Rankin）与萧邦齐（R. Keith Schoppa）等人的研究为前驱，他们较早的相关著作，是1970年代后美国中国史研究出现 “地方史转向”后的成果。由于条件所限，当时利用的资料主要仍限于方志、文集及一些比较常见的后人整理的资料辑录。类似的情形亦可以从李国祈《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一书中看到，只是李著涉及范围过广，其资料上的缺失与错误也特别明显。到1980年代中期后，研究者已经能在中国大陆查阅档案以及原始报刊，包括其他各种能看到的公私文献，因此新出版的著作在资料引用上有明显的改观，如萧邦齐对沈定一的研究以及叶文心对施存统的研究都是例子。然而，同一时期国内学者相关研究仍然比较偏向于方志与文史资料等，或者主要依据某种单一史料来构建史实，如海关报告等等，普通保存在档案馆与图书馆里的档案、报刊及各种既存地方文献的利用情况仍不甚乐观。值得欣慰的是，最近几年，从资料角度来看，国内相关研究著作的情形似乎已稍有改善。
对国内外研究浙江近代历史的学者来说，其可能存在的缺陷有时是不同的。国外学者在很长时间内，常依赖二手整理的文献，利用其能看到的一些局部材料来判断历史，因此，在问题提出及解释上，比较容易受史料中潜在立场的影响。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评论萧邦齐有关湘湖的专书时所说，资料本身偏向便对叙述客观性有损害，甚至作者表述中出现“后见之明”的道德化判断。曼素恩（Susan Mann）对宁波金融商人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她的相关研究中，主要利用的文献实际上是日本学者整理的资料集，以及地方志等史料。使用编印史料的危险性在于，编者选择史料往往与其动机倾向相关，甚至受制于特定的叙述框架。例如民国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会馆公所的调查，“行会论”常成为他们的基本预设，他们对地域商帮网络的力量便有过分强调之嫌，此种基调也充满在他们的调查报告之中。研究者如完全依据这些史料，其论点便存在天然的不足。
对国内学者来说，首先，一个老问题也许仍然存在，其叙述如何才能彻底摆脱出全国通用的中共革命史观公式？近现代历史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曾长期束缚于政治文宣主调与意识形态框架之内。几乎所有对1840年代后将近100年历史的基本阐述，其线索大致都会按照中共革命史的概念与话语系统，无论是全国历史，还是区域历史，叙述线条常会高度同质化。如果研究者对此没有基本的醒觉，那么，按照预设框架拣选史料是自然之事。其次，这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在“文化工程”上有所投资，于是，在此名目下得以立项研究并陆续出版的一些地方史著作，又开始带有浓重的“地方主义”色彩，亦即其内容或多或少均存在地方文化本位意识，其研究成果，经常不能超越“事功录”的状态。之所以如此，也与项目承担人为追求尽可能高的“项目效益”有关，是故研究成本无法保证，甚或有人完全依赖既有的二手文献或案头常见史料来完成某项专题“研究”。
史料本无所谓“新旧”，笔者认为提出此一名词，大致上也是从既在的研究现实出发，所谓“新史料”多半是指未被从前研究者所注意利用的资料。研究者是否能不满足于某些顺手即可拈来的“大路货”史料，而愿意花费精力，以全面掌握与其研究题目相关史料为第一要务呢？从目前客观条件来看，要做到这一点，也许已经不是很困难的事。无论是数位技术的发展，还是资料收藏部门趋于开放的态度，其实都为我们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便利。相对意义上的资料全面掌握，已经变得有可能。在这种情形下，研究者是否愿意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检索既在史料，并努力通过种种途径，发掘可能存在的史料，然后再来开始每一项新的研究课题，自然已是与学术规范与专业精神有关的事情了。以上面所谈的近代浙江历史研究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便可以预期了。当然，其前提首先便在于弄清楚史料的基本存留情形。
三、存留与发掘：如何找出“新史料”？
讲到“新史料发掘”，我们可能总会联想到“踏破铁鞋”或“掘地三尺”之类的情景。实际上，由于近代历史距今并不遥远，无论有形无形，史料存留都相当广泛。只要研究者愿意做一个“有心人”，找到能够支撑研究题目的资料，往往都不是太困难的事。
对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史料也许是“有字的纸”，包括各种公私机构档案文书，报刊或其他性质的印刷物，私人文件及记录等等。这些材料是我们赖以重建历史与分析历史的主要依托。尽管这些年，口述史已渐成风气，但是，无论哪个研究课题，大概都很难完全将口述记录当成是主要史料依托，其价值只有在配合其他各种既有档案报刊及私人记载使用时，才能很好体现出来。当然，“有字的”史料未必是纸，也包括这些年许多学者花了大量心力去发掘搜集的“碑刻”甚至其他铭刻文字。另外，图画影像等也完全可以成为研究者需要关注的史料来源。不过，从近代史料来看，其优势大概主要就在于种种“有字的纸”保存下来的量实在太多。
最近这些年，中国大陆各地档案开放情形相对来说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尤其档案数位化的应用，使档案检索与复制条件大为改善。一些档案馆部门与学术界也开始有了合作，其服务意识也有加强。以浙江而论，目前省内各档案机构收藏的清末民国时期的档案数量巨大，浙江省档案馆也已经将该省民国档案完成目录编制并准备在互联网提供查询服务，应该会为研究者带来相当的便利。在时间上，我们或许不能限定于固定的年份标志来查阅档案。如1950年代的许多档案资料中便会包括大量对此前历史的回顾性信息，对了解民国甚至此前地方史都有相当助益。尤其中共在政权确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各地均对重要人事及其历史作过相当仔细的调查，这些调查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各地社会实态很有帮助。尤其1950年代的档案按规定已到解密期，尽管仍有部分档案不能开放，但大多数能够查阅的档案，相信可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资讯。
图书馆方面，这些年由于数位技术的运用，使文献查询阅读更为便捷，甚至部分图书已经可以实现全文检索。清末后出现的报刊对于了解地方政治经济及社会动态有着重要作用，这些报刊如果能够完全数位化，并具备全文检索功能，相信将会对近代史研究提供大量一手的资讯。以浙江为例，从清末到民国，省内曾经发行的各种报纸数量超过200余种，其中不乏持续时间较长者，如《之江日报》（杭州）、《东南日报》（杭州）、《浙江商报》（杭州）、《时事公报》（宁波）、《越铎日报》（绍兴）、《嘉兴新报》（嘉兴）等等，即使是那些虽然存在时间不长的小报，实际上对于我们了解各地社会舆情与政治动态均有极大的帮助。如果这些报纸能够被研究者充分利用，相信会发现许多有价值的问题线索。
最近这些年人文学科经费的投入加大，以及国际学术合作的广泛开展，使得较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工作成为可能。在调查过程中，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民间文书的存留情形，并开始初步的收集整理。从浙江范围来看，最近几年便分别有日本、美国、香港等地的学术机构与中国学者合作在宁波、温州、丽水、嘉兴等各地进行此类调查研究。如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与香港学者合作开展的松阳石仓村的民间文书的调查便获得丰硕的成果。
发掘地方史资料，视野自然不能完全停留于本地。收藏在其他各地的相关档案史料其实都可以被纳入搜集范围。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年间，浙江的政治及经济、社会各层面的变化，均与外部局势紧密相连。尤其民国鼎革之后，浙江在政治上曾经摇摆于南北之间，经济上在国内举足轻重，文化上也成为新旧交锋的前线，因此外地报纸对浙省报道相当频繁，公私文书中对浙省的各类记载也不胜枚举，这种外部的看法，可能其价值有时要超过内部的消息。
谈到外部史料，近代浙江地域团体的资料便不可忽视。明清以降，浙省人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许多地域性的会馆、公所。此种团体，在民国更因结社自由的规定，发展更趋蓬勃。地域结社，在1949年的中国广泛存在，不过其性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明中叶同乡会馆在北京开始出现的时候，以试馆性质居多。到明末清初，商人所办会馆、公所比重加大。清末以后，尤其民国时期，数量激增的地域结社，性质趋于复杂，政治力量介入日益明显。此类团体与省内政局及社会发展之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浙省地域团体，既包括广泛存在的同乡会馆公所，也包括以“学会”、“联合会”等为名目的团体，如曾经对辛亥前后浙省内部政治发挥重要影响的“浙江旅沪学会”即是一例。许多地域团体，尤其规模较大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同乡会，经常与原籍地官绅保持密切的互动关系，他们也会收集种种与家乡有关的信息，刊载在自己出版的报纸与刊物上，而此类团体多数均需在官方注册，加上1949年后基本上被新政府接管，因此其档案也多半能够保留下来，这就为我们了解这些地域团体自身的活动，以及通过它们了解浙省地方历史提供了一个视窗。
自1990年代末开始，笔者曾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对浙省地域团体作过比较系统的调查，根据个人观察，浙江地域团体的资料在各地档案馆与图书馆均有存留，尤其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重庆等重要城市，此类资料数量更多。其形式既有公文来往档案，也有团体自身的会议记录、会刊通信、成员名册等等,许多资料均直接与浙省近代历史相关。如有关原籍地的社会动态、地方经济状况、灾情报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该地域团体曾经有过诉讼交涉，那么经常可以在档案中找到相关详细的记载。或者，如果团体曾经承办过官方交待的某些事项，也会有比较具体的文件保留下来。如1942年浙江旅渝同乡会曾发起成立浙江振济会，该会文件中便包括了不少有关日军侵扰浙赣线与宁绍各地的具体报告，同时浙省官方与民间发动赈济运动的基本文件也比较完整。
当然，浙江地域团体史料中最常见的，固然是与团体本身活动有关的具体文献。这些材料，是我们了解地域团体实际面貌的重要基础，如财务收支、人事网络、官方往来、房产变化、赈灾募捐等事项，均有较详细的记录。学界此前对同乡团体研究，主要偏向于上海一地。固然，清末民国时期，上海一地集中了大量的地域性团体，无论资料还是问题，都比较容易找到，但是该地中外共治的特殊政治环境，民众结社与公共舆论的自由度，以及工商业繁荣的程度，种种“精英”人物对公共活动的参与度，均是当时国内其他各埠无法比拟的。因此，以上海为中心，或能针对特定的问题提出精当的解释，但未必能够反映国内大多数地域团体的实际面相。究竟近代中国地域团体有哪些基本特质，在20世纪前半期历史中，它们又有何种变化？这些团体的活动对特定地域旅居者，以及原籍地的政经社会，究竟有何种影响？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这些团体的史料来发现一些值得讨论的新问题呢？
四、“新史料”与新问题：材料应该如何解读？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地方史？如果说一般的地方掌故整理，或者局限于某种特定先验叙述框架内的“通史”，不能算作真正意义的“地方史研究”，那么，“地方史研究”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也许研究者应该将地方历史脉络置于区域性或全国性的背景下，针对特定的问题，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创新性观点。那么，如果我们掌握了一些所谓的“新史料”，是否就一定能提出“新问题”呢？对地方史研究者来说，考其察的时段离今天越近，也许他们能够搜集的史料就越多。如何在零散芜杂的信息中找到有价值的问题线索，确实是对研究者智慧的考验。
如果在目前的有利形势下，我们已经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掌握大量与研究题目相关的直接或间接史料，那么，如何提高史料解读与问题分析的能力便成当务之急了。最近这些年，档案已经引起近代史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尤其一些开放程度比较高的档案馆（如上海档案馆），成了众多研究者的工作基地。但是，如何有效利用档案呢？研究者如何通过档案及其他文献对近代中国的基本变化有更深的理解呢？资料未必是决定研究成果创新性的唯一前提。我们也可以看到，研究者如果有新视角与方法，有能力对“旧史料”重新解读，也有可能撰写出饶有趣味的研究文本。而相反的是，如果在方法上没有任何创新，或者没有基本的研究规范意识，那么研究者即使掌握了大量的一手的“新史料”，可能其成果也毫无创见。
我们在研究地方史的时候，欲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大概视野首先要越出狭窄的“地方”，“地方本位”的地方史研究，如乡贤事功的梳理，或故里逸闻的考辨，也许能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在地感”，但应非主流之做法。近代浙江地方史研究此一领域，目前已出版的著作，除萧邦齐、芮玛丽等人作品外，具有鲜明问题意识的成果确实不太多见。当然，这种情形也给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能的空间，如何把浙江地方史与东南或“江南”区域历史结合起来研究，如何将浙江地方历史放在清末民初之后的全国背景中加以考察，如何将省内省外的种种影响历史变迁的动因整合起来分析，似乎都是继起的研究者可以努力的方向。
以浙江地域团体史料的利用为例，笔者希望在未来浙江近代政治史及经济史研究中，能将“地域网络”等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自辛亥之后，浙省内部政治变化，几乎无一不与外部政治情势相连，而地域结社与本地士绅相结合，对在任官吏施加压力，甚至逼其离任，常常成为民国浙江地方史上的重要景观。那么，所谓“地域精英”究竟在这些政治变化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地域认同”及地域性的“权力网络”与民初浙省的“自治”、“革命”等事件之间有何关联？主流的“国族话语”与地域团体之“省籍话语”间，又如何挂起勾来？在经济层面，我们也希望通过地域团体史料的解读，来增加对区域市场网络构成的理解。浙江的同乡团体，曾经多次介入浙省金融风潮调解，地区米价平衡，以及土产物资出口、埠际交通改善等重要问题。公共意识与个人利益，在这种过程中如何达到某种平衡？区域性市场的边界究竟如何定义？对于商人来说，“家乡”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地域结社本身的研究方面，笔者也希望能够从其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来做专案研究，从而就一些相关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追寻民众团体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基本轨迹。例如，变动不居的政治局势如何不断塑造民众结社？“同乡”作为一种资源，如何被各种势力加以利用？各种政府如何控制运用地域团体？地域结社在民国时代出现了何种裂变？地域结社究竟与普通民众究竟有何关系？“民族主义”、“现代化”等强势意识形态对地域结社的发展有何影响？与其他学者的关注点不同的是，笔者对政治势力对地域结社的有意建构与利用有较大兴趣。其实，地域结社本身，从其各地实践而言，就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人组织，或公益组织。本人也不打算从单纯的商业史或社会史角度来进行此项研究，而尽量将地域结社的问题放在一个综合性的历史语境里来做具体探讨。其实，越到后来，地域结社的政治性越来越强，不但有人以地域社团来从事革命活动，政府也会利用地域结社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如借助其力量承担社会救济工作，甚至管理一些内迁移民等，地域结社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将地域团体引入浙江地方史研究，相信能帮助我们摆脱就地方谈地方的趋向。无论是考察省内政治经济变化，或社会文化发展，还是探讨浙人在外地的活动，“地域团体”的历史其实都能将“地方”与“地方”，“地方”与“国家”联结起来，笔者希望通过此种途径，尝试着让自己的“地方史研究”能够走出狭隘的“地方”，也希望以此加深自己对于浙江近代地方史的理解，更可以在某些相关议题的讨论中有所实际收获。
（原载连晓鸣，庞学铨主编《汉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329-3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