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 许檀

原文刊发在《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www.clhm.ecnu.edu.cn)）“学术资讯”转载

提要:赊旗是清代河南著名商镇之一,但文献记载较少。利用该镇山陕会馆保存的碑刻等资料考察显示,赊旗的兴起约在康熙初年,清代中叶达到鼎盛,同光年间曾再度辉煌。赊旗不但是河南中西部及山陕地区与南方数省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也是晋商对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转运通道。同光年间汇聚该镇的行商、坐贾有千余家,年经营额估计可达四五百万两。

关键词:赊旗　山陕会馆　抽厘　认捐　经营额

商业城镇的发展,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除作为流通枢纽而崛起的运河、长江、沿海较大的商业城市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发展起来的中等商业城镇为数更多,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行政建制上不过是一个镇,但其经济地位已超过一般的府州县城。不过,对此类商镇的考察除江南地区已有较多的成果外,其他地区则相对薄弱。地区一级的商业中心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其商业规模如何?这些商业城镇的分布状况如何?等等,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是由于资料的匮乏。因为此类商业城镇一则非国家税关之所在,无税收档案可资查阅;二则由于行政建制较低,地方文献(如府志、州县志等)大多语焉不详。不过,明清两代各省商人大多会在经商地点建立会馆,这些会馆的创建、增修都是由各帮商人集资而成,并多镌诸贞珉以冀永久,从而为我们保留了一批十分珍贵的商业资料。笔者从1991年起,陆续对山东、河南等省几十个县、市的商人会馆遗存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一批清代商人会馆的碑刻资料。借助这些碑刻资料,可以对相关商镇进行较深入的个案考察,对其发展脉络、商业构成、商业规模及其在区域市场中的地位等,得出一些具体、详实并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

一

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城)是清代河南一个著名商镇,属南阳府南阳县。关于其商业状况,光绪《南阳县志》卷3《建置》记载:该镇“南船北马,总集百货,尤多秦晋盐、茶大贾”;民间亦有“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之谚。而山陕会馆可以说是该镇当年商业繁荣的一个实证。199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大型图文集《社旗山陕会馆》收入各类图片数百幅,从建筑结构、建筑特色、装饰艺术等角度对会馆的各项建筑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考证,堪称图文并茂。该书“绪论”部分对赊旗商业有这样一段描述:巅峰时期全镇有72条街,“山货街专营土特产品,铜器街集中经营日杂用品,骡店街则专为骡马客商提供日夜宿店服务⋯⋯”“城南两河交汇处设码头多处,往来船只千帆竞扬,桅杆如林,卸货分类,再由马帮转发各地,通宵达旦,熙攘鼎沸……至今镇南两河沿岸尚有码头遗址多处,镇内街道名称、布局及铺面形象仍多保留原貌。”该书在“附录”部分收录了有关该会馆创建、重修及商业经营的碑刻7通,但在收入碑文时却将最能反映该镇商业状况的各碑碑阴所镌商号捐款部分全部略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1999年笔者前往赊旗调查,在山陕会馆建筑(今为社旗县博物馆)院内抄录了有关该会馆的一批碑铭。就笔者管见,这些碑刻资料迄今未被系统地利用过。本文主要利用这批碑刻,并参考相关资料,对清代赊旗镇的商业进行个案考察。

一

赊旗镇又名赊店、赊旗店,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盆地。赵河、潘河在该镇交汇后入唐河,由唐河南下至樊城转汉水可直抵汉口;由赊旗北上,陆路经裕州(今河南方城)有驿道通洛阳、开封以及山陕;东北行由舞阳县北舞渡入沙河抵周家口,转贾鲁河北上可达开封,顺沙河东下则进入安徽。故光绪《南阳县志》卷3《建置》有言:赊旗“地濒赭水,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山陕会馆《创建春秋楼碑记》亦称:“镇居荆襄上游,为中原咽喉”。

赊旗,在明代嘉靖、万历两部《南阳府志》中未见记载,而康熙《南阳府志》、《南阳县志》卷2《集镇》中都记有“赊旗店”。《社旗山陕会馆》一书认为赊旗镇的前身是兴隆店,“系由镇南兴隆店发展而来”。不过从方志记载来看,赊旗的兴起似更早于兴隆店。康熙三十三年(1694)《南阳府志》“集镇”条在南阳县下记有:“赊旗店,城东九十里”;在裕州属下则记载:“兴隆镇,新集”。也就是说,当《南阳府志》纂修之际,兴隆镇还是一个新建的集市,而赊旗店已有一段时间的历史了。康熙五十五年的《裕州志》卷2《集镇》记载更为清晰:“兴隆镇,系康熙二十九年知州潘云桂招徕流寓新设”。又据雍正二年(1724)《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碑记言:“赊旗店四方客商杂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卖货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估计赊旗的兴起应是在康熙初年或者更早些,到雍正时已初具规模。乾隆初年地方政府在该镇设营汛、置巡检司,派兵驻防巡哨,以加强管理。

据《社旗山陕会馆》一书考证,该会馆有两次大规模的集中营建。第一次在乾隆至道光年间,乾隆中叶创建春秋楼,嘉庆、道光年间陆续修建了大殿、两廊、临街群房,以及悬鉴楼、东西辕门、东西马棚、琉璃照壁等;第二次是同治、光绪年间的重修,除春秋楼未能重建之外,基本恢复了会馆的原貌。这些建筑大多完好地保留下来,1988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下面依据碑文略加考察。

据考证,山陕会馆的前身是关帝庙,雍正二年《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所言“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即指此。乾隆四十七年(1782)《创建春秋楼碑记》追述:“镇兴伊始,立庙之初,即谋卜地为建楼之基”。文中的“庙”亦指关帝庙,当时因财力所限只“立庙”而未能“建楼”。到乾隆中叶,经过数十年发展,山陕商人已是财力雄厚,人才济济,“首事诸君⋯⋯各输其诚,各展所长”,“或效奔走取材于楚,泛江河而来宛郡;或周知四方,遍访匠师,集工锤之技于庙建。凡数阅寒暑,百物备,五材具,然后辇山而石,地而陶”,至乾隆四十七年春秋楼落成。其建筑面阔七间,高三十余米,三重檐歇山琉璃顶,雕梁彩绘,金碧辉煌,民间有“赊镇有个春秋楼,半截插在天里头”之谣。

嘉道年间,会馆陆续修建了大殿、两廊、群房、悬鉴楼和琉璃照壁等,并铸造了一对重达五万余斤的铁旗杆。会馆主体建筑为山、陕两省商人集资共建,铁旗杆则是陕西同州府朝邑等县商人单独捐建的。嘉庆二十二年(1817)《南阳赊旗镇山陕会馆铁旗杆记》记述其经过言:“赊旗镇在县治之东百里,地属水陆之冲,商贾辐辏而山陕之人为多。因醵金构会馆,中祀关圣帝君⋯⋯其余金则缮廊庑,岁时伏腊,同人展廊评讲公事,咸在乎是。落成有日矣,而我朝邑一属之所募除公用外,独赢三千余金。庙之壮丽不可有加,又不可析金以入私橐,因铸铁旗杆二,株重五万余斤,树于大门之左右。”从碑文记载可知,嘉庆末年会馆的主体建筑已基本落成,因集资款项仍有剩余,才铸造了这对铁旗杆。铁旗杆的底座为一对狮子,东侧一只狮子上铸有“大清嘉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桐月,叩献山陕庙铁旗杆一对,五万余斤,永保平安,吉祥如意”,署名为“同州府朝邑县毡坊、合阳县胶坊、大荔县皮坊人等仝叩献”;西侧狮子上铸有“首事人穆坤、陈和顺胶坊、协盛毡坊、刘道杰、马龙德、义盛皮坊仝叩献,永保合会平安”,“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安仁镇金火匠人双合炉院索武成、索福魁⋯⋯等仝铸造”等字样,清晰地标明了捐献者和铸造工匠的身份。嘉道年间会馆主体建筑的修建未见具体资料,不过从保存下来的悬鉴楼、琉璃照壁等已足见此次营建的规模与气派;而从一对铁旗杆耗资三千余两推论,会馆的主体建筑至少耗银数万两。

咸丰年间,赊旗屡遭兵燹。咸丰七年(1857),捻军围城,本镇绅商凭借春秋楼抵抗,捻军屡攻不克,遂放火焚烧春秋楼,除位于最南端的悬鉴楼等得以幸免外,会馆的大部分建筑被毁。同治年间山陕商贾再次集资重修,至光绪十八年(1892)全部落成。不过此时的赊旗镇商业已大不如昔,以至在会馆落成之际未能及时立碑志纪。民国12年(1923)《重建山陕会馆碑记》追记了会馆的重修过程:“赊旗镇山陕会馆由来已久,遐迩驰名。慨自咸丰七年八月捻匪蹂躏,焚及会馆大殿、廊房、春秋楼,茔茔大者俱化灰烬。嗣经山陕商贾连年抽厘⋯⋯又经同乡大宗捐输,始得鸠工。上建关帝大座殿,中设大拜殿,前筑大月台,环以石牌坊;拜殿两旁药、马王殿各三间,东西小腰楼各一间,东西两楼廊各十三间⋯⋯虽比旧式尚少春秋楼一座,而阙功亦伟,气宇宏大,楼阁辉煌。”同光年间赊旗会馆的重建共花费白银87788两,在已知河南众多山陕会馆中是耗资最巨的。

赊旗商业以山陕商人为主,而山陕会馆的修建经费又都来自两省商人的集资,故会馆的修建过程也大体反映了赊旗商业的发展脉络:11从清初到乾隆年间是该镇商业兴起和初步发展阶段,春秋楼的落成可以说是赊旗商业繁荣的象征,也是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21嘉道年间该镇商业进入鼎盛,会馆的一系列营建主要集中于这数十年中;31咸丰年间赊旗屡遭兵燹,发展受挫,同光年间重新振兴,可惜这第二次辉煌维持的时间不长;41光绪后期赊旗商业逐渐衰落,这固然有该镇商人自身的因素,而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交通运输格局的改变当是主要原因。总之,山陕会馆两次大规模的修建工程,正是赊旗商业发展中两个黄金时段的真实反映。

二

赊旗山陕会馆的历次修建多采取集资方式,利用会馆各碑所镌参与集资的商号名称及其捐款金额,可对该镇商业做进一步的考察。

乾隆四十七年《创建春秋楼碑记》镌有捐资商号423家,共集资8068两。从该碑开列的各商号捐资数额来看,此次集资采取的应是抽厘方式。其中抽厘最多者为130两,超过100两者一共只有5家;抽厘不足1两者38家,最少者仅2钱2分。看来这些商号的经营规模都不是很大。请参见表1。

乾隆年间参与集资的商号中可以区分出行业的有:粮行、粉局、花店、花行、油坊、醋坊、枣行、席铺、铁铺、杂货铺、瓷铺、碗铺、琉璃店、木铺、皮袄铺、衣铺、染坊、炮坊、罗厂等。其抽厘金额,如四合瓷铺88121两、玉盛铁铺20102两、日杂铺1515两、琉璃店7两;双合花店22106两、义和花行17103两、马永杏花行则只有3两。又如魁元粮行抽厘5118两、森茂粮行5102两;永丰粉局15196两、东三胜粉坊则只有0142两;还有油坊5家、醋坊4家,抽厘多者只有3两,少则几钱。也有少数几家抽厘超过100两的商铺,但不知其经营内容。

嘉道年间修建会馆的集资未见记载。民国12年《重建山陕会馆碑记》记述同光年间重修会馆的集资经过曰:“自咸丰七年八月捻匪蹂躏,焚及会馆大殿、廊房、春秋楼,茔茔大者俱化灰烬。嗣经山陕商贾连年抽厘,希图积少成多,以为重修之资。奈工程浩大,缓不济急,又经同乡大宗捐输,始得鸠工。”即此次集资包括“抽厘”和“认捐”两部分。其中“抽厘”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十六年,共抽收厘金72858两;由于工程浩大,仍不能满足需要,因而又发起募捐,并得到“同乡大宗捐输”,共获捐款14930两;两项合计87788两,全部用于会馆的重修。《重建山陕会馆碑记》和《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两碑依据会馆保存的账册在碑阴分别镌刻了从同治八年至光绪十六年“山陕商贾连年抽厘”集资,以及“同乡大宗捐输”的名单和数额。下面分别考察。

表1　乾隆年间赊旗山陕商人创建春秋楼抽厘商号的分类统计

　资料来源:据乾隆四十七年《创建春秋楼碑记》统计。

*其中有一家捐钱800文,以制钱1000文折银一两计算,折银0.8两。

先看抽厘。《重建山陕会馆碑记》列有抽厘商号383家,共抽收厘金69613两。其中抽厘金额最高者6933两,其次为4389两,超过1000两的共计12家;抽厘金额最少者为8两,计有18家。此外,该碑另记有“零星小宗厘金”2165两,估计应是抽厘不足8两未被刊名列碑的商号的累积数;如果这一估计不错的话,这些商号数量至少会有300余家(以平均抽厘7两计算),也可能更多。与列名商号合计,抽厘金额共为71778两。此系累计数字,与前引碑文原载72858两略有出入。表2是该碑所列383家商号以及零星抽厘的分类统计,请参见。

表2　同光年间赊旗重修山陕会馆抽厘商号的分类统计

在《重建山陕会馆碑记》的383家列名商号中,抽厘最高者为福源店,其次为花粉行、陆陈行,此外抽厘超过1000两的还有9家。其中花粉行、陆陈行、驼盐两行显然是行业名,其余大部分应是商号名。据碑文记载,此次抽厘系从同治八年至光绪十六年,即1869—1890年,长达21年之久。该碑未说明抽厘率,笔者参照周口山陕会馆的抽厘率,按1‰的比例计算。表3所列为福源店等12家抽厘超过1000两的商行商号抽厘金额及其经营额的折算。由该表可见,花粉行的年经营额为20万两,陆陈行为16万两;而福源店的年经营额高达33万两,位居全镇之首;致和永、晋源店两家商号的经营额也超过10万两。请参见表3。

表3　福源店等12家商行商号抽厘金额及其经营额折算

资料来源:同表2。

按照同样的方法还可对所有参与抽厘商号的经营额进行折算。《重建山陕会馆碑记》所列各类商号抽厘金额合计为71778两,平均每年3418两,折合年经营额340余万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该碑所列383家商号中包括有花粉行、陆陈行等行业抽厘,每一行业至少会有商号十几家或几十家;另一方面,“零星小宗厘金”的平均额很可能低于7两,因而实际参与抽厘的商号估计可达800家,或者更多些。

再看认捐。《重兴山陕会馆碑记》列有参与认捐的商帮商号捐款125宗,共捐银14832两。其中捐银最多者为盒茶社4500两,其次为山陕帮750两、正兴盛550两、众票帮500两;捐银150两以上的5家,100-150两者32家;在列名商号中捐银最少者为10两,有10家。此外,该碑还列有“零星花名小宗布施银”共103两,应是捐银不足10两未被刊名列碑者捐银的累积数。全部捐款合计为14935两,此系累计数字,与碑文原载14930两略有出入。表4是该碑所列商帮商号捐银的分类统计。在该碑的捐款署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商人团体,如盒茶社、山陕帮、众票帮、陕西药帮、西菸帮、同心社、银色社、酒仙社等,至少十余个。这些商人团体包括的商号多则十几家、几十家,最少也会有三五家,因此实际参与认捐的商号至少会有二三百家。“抽厘”与“认捐”合计,同光年间重修会馆参与捐资的商号当超过千家。

同光年间的抽厘商号中,可区分出行业的主要有陆陈行、花粉行以及驼、盐两行。陆陈行,也就是粮食行。驼、盐两行,“驼”当指骆驼,“盐”即食盐。食盐是专卖商品,南阳府属各邑除舞阳县外,其余12州县均食河东盐,岁额36246引。河东盐产自山西解州,从解州至南阳府各县无水路可藉,全靠牲畜驮运。驼、盐两行关系密切,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缘故。花粉行,“花”当指棉花,“粉”可能是指粉皮、粉条等粮豆制品;不过花、粉两行应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行业,其抽厘合并计算颇令人费解。

表4光绪年间赊旗重兴山陕会馆参与认捐的商帮商号捐银分类统计

资料来源:据民国12年《重兴山陕会馆碑记》统计。

光绪年间参与认捐的商帮商号中,可区分其行业的有:盒茶社、蒲茶社、众票帮、陕西药帮、西菸帮、蕃锡社,以及永隆统、永禄美、玉泉馆、正兴隆、锦璋秀、蔚盛长等字号。其中,永隆统、永禄美、玉泉馆、正兴隆等都是赊旗本镇开设的酒店,赊店酒历史悠久,行销范围可达秦、晋、鄂、湘等数省。锦璋秀是山西侯马吕氏家族在南阳府城开设的经营京广杂货的字号,创办于1871年,投资215万两,是当时南阳最大的一家杂货店,凡绸缎、绣货、珠宝首饰、铜锡器皿、日用杂品,甚至北京同仁堂的名贵中药,都在其经营范围之内。所谓“盒茶社”应是经营“帽盒茶”的商人团体。据说清初晋商运茶原用方形篓,因驮运不便改为半圆柱形,两篓相对成圆柱形,似帽盒,故名帽盒茶。从汉口山陕会馆的捐资中可知这一团体至少包括商号二三十家,经营盒茶者多为山西太原府的商人。“蒲茶社”可能是经营湖北蒲圻一带所产茶叶的商帮,亦或是山西蒲州经营茶叶的商人团体。“众票帮”是指山西各票号驻汉口的分号,光绪初年在汉口开设的票号约有30家。蔚盛长是山西平遥票号蔚字五联号之一,它可能直接在赊旗镇开设有分号,故在“众票帮”捐银500两之外单独捐银220两。“陕西药帮”是经营药材业的陕西商帮;蕃锡社,从字面理解应是经营进口洋锡的商人团体。

三

在上一节的考察中可以看到,陆陈行、花粉行、驼盐行都是赊旗商业中较重要的行业,此外茶叶、杂货也是赊旗转运贸易之大宗。下面参考其他资料,对这几个行业再做些具体考察。

粮食是赊旗商人经营的重要行业。河南是清代华北主要的粮食输出区之一,每年至少有上百万石的粮食输出。如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至二十五年三月的9个月中,河南各州县共输出粮食115万余石。在同光年间的集资中,陆陈行的抽厘金额高达3450两。据说民国年间该镇有八大粮行,每天成交粮食20余万斤,仅“通盛行”一家每天就要装运大小车辆60多辆,牲畜40多头。河南属北方旱作粮食区,以种植小麦、大豆、杂粮为主,湖广两省则以水稻种植为主。故北方杂粮的输出、南方稻米的输入应是赊旗粮食业经营的主要内容。此外,赊店酒能行销秦、晋、鄂、湘数省,其酿酒业也应相当发达。

棉花是河南种植最多的经济作物,明清两代均有较大规模的输出。棉花也是赊旗商人经营的重要商品之一。乾隆年间创建春秋楼的抽厘商号中至少有花行3家,从抽厘金额看双合、义和两家花行应具有一定的规模。同光年间花、粉两行抽厘金额高达4389两,虽然目前尚不知道花、粉两项各自的比例,已足见此项贸易之繁盛。1870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旅华日记》中写道:“我所走的那条路,在南召与来自赊旗镇的另一条路相接通⋯⋯我每天遇到多少列驮子,从河南府载上了棉花,前往樊城和老河口。”这是河南棉花经赊旗向湖北输出。不过,清代湖北属产棉区,而陕西、甘肃则属缺棉省区,故河南所产棉花大多输往西北。李希霍芬在《关于河南及陕西的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河南府棉花“主要是输往陕西和甘肃,输往山西及湖北的数量较小。”实际上,湖北所产棉花运往陕甘一带的也为数不少。咸阳是陕西关中重要的棉花集散市场,其棉花“水陆并至,南则荆襄云梦,东则临汝宏农⋯⋯运载殆无虚日。”从荆、襄、云梦运销陕西的棉花应是溯汉水而来,经由赊旗镇转陆路北上的。

山西商人经营的茶叶是经由赊旗转运的大宗商品,这些茶叶主要销往俄国、蒙古。清代前期晋商采买的茶叶主要产自武夷山区,茶叶由产地陆运至江西河口镇,由信江水运入鄱阳湖,转长江至汉口,然后溯汉水北上。衷干《茶市杂咏》记载了山西商人到河口采购茶叶的情况:“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其转运路线从河口镇开始水运→汉口→襄樊→抵赊旗;从赊旗改陆运→山西→张家口→蒙古、俄国。19世纪50年代受太平天国起义影响,茶商改为采买两湖地区的茶叶,主要产自湖南安化、临湘及湖北蒲圻。山西祁县的大德诚茶庄即从湖南安化购茶,晋川、晋裕川、顺记、义兴等山西茶庄多在临湘购茶。在光绪年间对山陕同乡的募捐中,盒茶社捐款4500两,蒲茶社捐款360两;此外大德玉、大泉玉、大升玉、祥发永、裕庆成、兴泰隆天顺长、聚兴顺、兴隆茂、宝聚公等10家商号各捐银50两,它们也都是经营茶叶的山西商号;合计为5360两,占此次募集总额14935两的1/3以上,足见茶商资本之雄厚。

 杂货是赊旗转运商品的又一大宗。雍正二年《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记言:“赊旗店,四方客商杂货兴贩之墟”;乾隆年间《公议杂货行规碑记》亦称:“本镇之有杂货行由来已久”,乾隆五十年因有商号不遵旧规,影响到全行之生意,于是“集我商行公议规程”,订立行规十余条,以规范全行商业行为。清末《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记载说,“此处(指赊旗)码头以杂货为首”,各种商货脚价往往以杂货之运价为基准,如“红茶梗子每千斤价同杂货,西老茶、大花茶照杂货解矮银一两,东老茶照杂货下银二两五钱”等等。

 在周口的考察中笔者看到,杂货行是周口山陕商人经营的最重要的行业。据道光十八年(1838)周口《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碑所载,往来于周口的行商分为杂货、麻、油、丝、布、果、京货、西烟、山货、鱼米、竹木、药材等15行;在列名该碑的320家行商中,杂货一行所属商号就占180家,数量最多;其实力也是最强的,杂货行共抽收厘头银7915两,占行商抽厘总额的3/4,年经营额估计可达80余万两。周口杂货行所经营的商货大体包括茶叶、纸、糖、瓷器、钉铁、碱、绸缎、棉花、线货、故衣等。赊旗各行未见有周口那样细致的划分,其杂货经营范围可能更广。茶叶的转运已如上述,下面再略举数端。

 赊旗的纸、糖等货来自湖南、四川、广东。如道光十七年八月,山西“茂盛德记”商号从中湘(即湖南中部湘潭、衡阳一带)购入洋糖134包,8600余斤,各种纸张1100块,经汉口、樊城运抵赊旗;洋糖在赊交由晋和店、元吉店出售,纸张则运往周口销售。道光二十二年腊月,该商号从中湘购入苏木120捆,各种纸张500块,又从汉口购入洋糖342包,冰糖20箱,于次年二月运抵赊旗;将洋糖、冰糖在赊交由晋和店、元吉店、森茂店销售,其余苏木120捆、纸张498块运往周口。道光二十六年九月,该商号在赊旗晋和店购入川糖80包,共8885斤,雇牛车10辆陆运至北舞渡,然后雇船水运至周口出售。这些北上商品中川糖为四川所产,冰糖应为广东所产,纸张当为湖南或者江西所产,而洋糖、苏木等系进口商品,应是从广东进口,经由湘粤交界的骑田岭商路进入湖南,再由湖南北上的。表5所列是道光年间“茂盛德记”商号从南方输入的杂货及其购、销地点,请参见。

“茂盛德记”商号由赊旗南运的主要是河南所产金针(黄花菜)、粉皮、粉条等货。如道光二十三年秋该商号从赊旗的晋和、森茂、元吉等店购入黄花菜两万余斤,打包装成222包;又从诚兴店、合昌店陆续购入粉皮98捆;腊月起运,翌年正月抵汉口销售。道光二十五年,“茂盛德记”在周口购入黄花菜23778斤,分装成160包,经由北舞渡陆运赊旗,再由赊旗水运至湘销售。二十七年该商号从周口购买黄花菜189包运抵赊旗,其中110包在赊旗本镇售出,其余79包由赊水运至湘发卖。表6所列是“茂盛德记”商号在赊旗、周口购买向南方输出的商货及其销售地点,请参见。

表5　道光年间“茂盛德记”商号从南方输入的商货示例

资料来源：“茂盛德记”账册。

表6道光年间节盛德记”商号向南方输出的商货示例

资料来源:“茂盛德记”账册。

 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茂盛德记”是行商,而晋和、元吉、森茂、诚兴、合昌等店则是坐贾,它们都是经营杂货的商号。在乾隆四十七年《创建春秋楼碑记》所列抽厘商号中有“晋和店”,抽厘金额为3两。但在同光年间的抽厘商号中该店未再出现,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经咸丰年间的战乱,该店已不复存在;二是该店因抽厘金额低于8两,未被刊名。即便属于前者,从乾隆中叶到道光末年,这家商号在赊旗经营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其他数家商号则未见碑铭刊列。赊旗山陕会馆前的南北长街名瓷器街,瓷器当也是该镇转运的大宗商品。乾隆年间四合瓷铺抽厘88两,在423家商号中是较高的,估计应是兼营批发与零售。以水路之便,赊镇的瓷器当来自江西景德镇或湖南醴陵。又据光绪《鄢陵文献志》卷9《风俗》记载,该县“瓷器自南阳舍(赊)旗店来,杂货自淮宁周家口来。”鄢陵属开封府,在河南中东部。由此可知赊旗输入的瓷器至少会转运河南的大部分地区。

 赊旗会馆中设有药王殿,药材当也是该镇商人经营的重要商货之一。《重兴山陕会馆碑记》所镌捐款名录中,“陕西药帮”捐款为200两。大黄是陕西所产著名药材,乾隆年间的一份奏报称:“大黄产于陕西,聚于湖北汉口,向来多系江西客人由楚贩来福建省城及漳、泉等郡发卖销售。”福建的药材行户也说,“各样药材俱由江西樟树镇贩运来闽销售。但江西亦不产大黄,闻得陕西泾阳县为大黄汇集之所,转发汉口、樟树等处行销。”汉口、樟树都是重要的药材集散市场,大黄从陕西到汉口应是经由赊旗转运的。又据光绪年间的记载,从赊旗运往禹州的药材有专门的“秤规”。禹州是河南的药材集散市场,这里聚集有“十三帮”药材商,尤以河南本省怀庆帮药商实力最强。从赊旗发往禹州的药材估计应来自汉口、樟树等南方药材市场;同样,在禹州聚集的北方药材也会经由赊镇运往汉口等处。

 此外,绸缎布匹、皮货、水烟等也是赊旗镇南北转运的商货。乾隆年间有记载称:陕西一省“绸帛资于江浙,花布来自楚豫”;同治年间陕西巡抚蒋志章也说:“潼关冲要,行旅必经⋯⋯东来皖豫各贩,以绸缎、南杂各货为大宗;川甘东去之商,以水烟、药材等物为巨贾”;“甘肃口外物产,如皮货、水烟等项均属大宗”。进出潼关的南北商货很大部分需要经由赊旗转运。皮毛制品是陕西的主要特产,如泾阳县“皮行甲于他邑,每于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齐聚不下万人”;合阳县“多作毡”;大荔县“聚各色生皮,熟成,四方商贾多来售者”,“每年春夏之交万贾云集”;当地商人“挟赀远贾,率多鬻皮业”。在前面的考察中已经看到陕西皮毛商在赊旗具有相当实力,嘉庆年间捐造铁旗杆者就是陕西大荔、朝邑、合阳等县的皮毛商。水烟为甘肃特产,王　《青烟录》卷8记言:“水烟者起于甘肃之兰州。兰州五泉山下产烟草,既制,必隔水吸之,入腹而后吐,醉人尤易”。“初时人畏其力猛,食者绝少,渐自秦而晋,而豫,而齐鲁燕宋、大江以南,今且遍天下无不至矣。”同治年间开封山陕甘会馆的集资中即有“水烟行”的捐款,前列之“西菸帮”可能也是经营甘肃水烟的商帮。又据《社旗山陕会馆》一书记述,该镇经营的商品有“药材、生漆、桐油、竹木、粮、棉、布匹、茶叶、食盐等,尤以茶叶、木材、布匹、食盐为大宗。据传,单药材一项月销售量达十余万斤;六家货栈行日成交木材一千余立方,竹竿五万余斤;八大粮行每天成交粮食20余万斤;九家染坊,最大的一家日染青蓝布300余匹。”这应是当地居民对民国年间商业的回忆了。

赊旗是水、陆接运的过载码头,运输业是该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说赊镇盛时,河道停船一次可达500余只,全镇有48家过载行,日夜装卸不停,十几家骡马店家家客满,大车小车络绎不绝。由于地理条件原因,该镇以陆路运输更为发达。道光二十五年“茂盛德记”商号从湖南贩运洋糖、纸张等货至赊旗,一次就雇牛车100余辆将这批货物运至北舞渡,共支付运价214两。除骡马牛驴等牲畜外,远程运输骆驼有其独特的优势,故开设驼厂是赊旗运输业的一个特点,最多时一次能有骆驼几百峰。同光年间重建会馆的集资中,增益驼厂在行业抽厘之外又单独捐银50两,估计应是驼行中实力较强的字号。《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记载有从赊镇陆运的各种方式,牛车、马车、骡子、长驼各有装货规则、运货时限和脚价。如:雇牛车运货至北舞渡、襄县等处“每辆欠银二钱,限十天,误期每车罚钱一千”;至汝州、禹州“每辆欠银三钱,限十二天送到,误期每车罚钱二千”;雇马车运货至郑州花园口、开封柳园口以及洛阳等处,“脚价付九欠一,以十天为期,二十天见回票,误期每车罚银八两”;远程货物如山西祁县、太原、直隶张家口等处则多用“长驼”,也各有限期,“脚银付三欠七”或“付四欠六”。赊旗的陆路转运范围至少包括河南、山西两省的主要城镇,以及东口(张家口)和西口(杀虎口或归化城)。赊旗镇有一条南北长街名骡店街,各类脚行、骡马车驼等店估计多汇聚于此。

 以上考察可见,赊旗的兴起约在康熙初年,清代中叶达到鼎盛,咸丰年间一度受挫,同光年间又再创辉煌。赊旗不但是河南中、西部及山陕甘地区与南方数省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也是晋商对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转运通道。

依据赊旗山陕会馆碑刻资料,可知乾隆年间创建春秋楼参与抽厘的商号有400余家,共捐银8000余两。嘉道年间会馆的一系列建筑虽然开支不详,但从保存下来的悬鉴楼等建筑,以及一对铁旗杆耗资3000两推论,会馆的主体建筑至少耗银数万两,捐资商号数量当也会超过乾隆时期。同光年间重修会馆共集资87700余两,参与捐资的行商、坐贾超过千家。由于资料的欠缺,笔者无法确定同光年间赊旗商业的繁荣程度是否超过嘉道,不过从该镇的商业构成和大宗捐款来源角度分析,晋商对俄茶叶贸易的发展以及票号的兴盛都在清中叶以后,故同光年间赊旗的商业规模至少应不逊于嘉道时期。

赊旗山陕会馆的抽厘方式未见周口那样的明确记载。不过,仔细分析同光年间“抽厘”与“认捐”两份捐款名录,可以看出赊旗会馆的集资与周口略有不同,抽厘以坐贾为主,而认捐则以行商为主。也有一部分商号既参与抽厘,也参加了认捐。如福源店抽厘金额高达6933两,此外又认捐150两;像这样同时参与抽厘和认捐的商号还有永隆统、永禄美、天成局、六吉永、蔚盛厚、起发宽等。在前面的考察中,笔者曾依据《重建山陕会馆碑记》所镌各类商号的抽厘金额折算出其年经营额为340余万两,若再加上《重兴山陕会馆碑记》所列商帮商号的认捐,该镇山陕商人的年经营额估计可达400—500万两。还需特别说明的是,赊旗会馆的碑文中未记载抽厘率,上述折算数字是依照周口的抽厘率得出的,可能与实际规模有较大出入。更准确、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资料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