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 郑振满

发布日期: 2017-05-25   作者:   浏览次数: 115

原文发在《东南学术》, 2004年增刊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www.clhm.ecnu.edu.cn))“学术资讯”转载

20世纪初以来,由于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形成了“走向民间”的新史学。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相继兴起,实际上都是新史学“走向民间”的必然结果。因此,广泛收集和充分利用民间历史文献,是新史学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必由之路。

一、研究对象与学术价值

其主要形式包括族谱、碑刻、契约文书、诉讼文书、乡规民约、账本、日记、书信、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经文、善书、药方、日用杂书等,其内容广泛涉及民间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不同领域。在中国历史上,由于造纸、印刷术较为发达和民众识字率不断提高,造就和留存了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然而,由于民间历史文献的流传和收藏相对分散,尚未得到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在现代化进程中即将趋于消失。因此,有计划地收集和研究民间历史文献资料,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因此,民间历史文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中国本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料宝库。系统收集和整理、利用民间历史文献,深入揭示民间文化的传承机制,开展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对于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通过深入发掘和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模式与概念体系。

近百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受到了剧烈的冲击。然而,在基层社会和民间文化中,许多传统因素仍然顽强地延续下来,民间历史文献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各种民间历史文献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在维系和建构社会文化传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系统收集和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深入揭示民间文化的传承机制,对于各级政府认知社情民意和提高执政水平,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现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体系中,尚未形成相应的人才培养机制。因此,深入开展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对于培养高层次的专业后续人才,尤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研究现状与突破方向

中国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己经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二十世纪初期,中外学者在敦煌石窟发现了大量的经卷、写本等民阅历史文献,对此展开了历史学、文学、民俗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从而形成了国际性的敦煌学研究领域。二十世纪中期,徽州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及其他历史文献大批外流引起了许多中外学者的关注.目前己形成颇具特色的徽州学研究领域。不过,在国内其他地区,对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展开,现有成果大多只是专题性的文献整理和资料汇编,其涉及范围主要有家谱、碑铭、契约文书、商业文书、戏剧戏曲文献、宗教文献等。

在以家谱为主体的家族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方面,最值得注意的美国犹他家谱协会(GSU)收藏的近7000种中文印刷家谱和9000种稿本家谱。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机构也收藏了为数不少的家谱。在家谱目录的整理方面,主要成果有美国学者特尔伏特(TedA.Telford)编《犹他家谱协会藏中国家谱目录提要》(Chinese Genealogical The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1983)、中山图书馆编《馆藏广东族谱目录》(1986)、赵振绩等编《台湾区族谱目录》(1987)、国家档案局二处等编《中国家谱综合目录》(1998)、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提要》(2000)、梁洪生编《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等。在家谱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早年有罗香林编《客家史料汇编》(1965),近年有庄为玑等编《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1984)、《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1998)。目前规模较大的谱牒整理与出版项目是《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已出版的有闽粤侨乡卷五十册和民族卷一百册。在专题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的《族谱の研究·史料编》(1960)和《中国族谱の研究》(2卷,1980-1982)、潮川昌久的《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与移居》,国内学者罗香林的《中国族谱研究》(1971)和陈支平的《福建族谱》(1996)等,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中国历史上的金石学,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和丰厚的资料积累,近代以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垣编成《道家金石略》一书,收集、整理了近1500篇道家碑铭。五十年代,相继出版了吴文良编《泉州宗教石刻》(1957)、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1959)等金石资料集。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业会馆碑刻选编》(1980)、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1980)、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981)、英国学者科大卫(David Faure)等编《香港碑铭汇编》(1986),另有大型金石资料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989-1991)。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有郑振满、丁荷生编《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已出版兴化府、泉州府分册,1995-2003)、王国平、唐力行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1998)、冯俊杰编《山西戏曲碑刻辑考》(2002)、张小军等编《福建杉洋村落碑铭》(2003)等书。近年来,法国学者魏巫信(Pierre-Etienne Will)、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自敏(Marianne Bujard)等和中国学者合作研究山陕地区的水利制度与乡村社会,也收集不少相关碑刻资料,己出版《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2003)、《尧山圣母庙与神社》(2003)、《不灌而治》(2003)等系列丛书。台湾学者也相当重视碑刻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自五十年代以来已先后出版了《台湾教育碑记》(1959)、《台湾中部碑文集成》(1962)、《台湾南部碑文集成》(1966)、《明清台湾碑碣选编》(1980)、《台湾北部碑文集成》(1986)、《台湾中部古碑文集成》(1986)、《台湾地区现存碑确图志》(1992-1998)等大批金石资料。

中外学者对民间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和解读,始自于敦煌出土文书研究。二十世纪中期,各地民间契约文书的收集与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如傅衣凌对福建、徽州等地契约文书的研究和邓拓对北京工商业契约文书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契约文书的搜集和整理方面有了重要进展,先后出版了熊敬笃编《清代地契档案史料》、自贡市档案馆等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985)、黄永豪编《许舒博士所辑广东宗族契汇录》(1987-1988)、杨国帧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1990)、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1993)、山回信夫编《回鹊契约文书集成》(1995)、蔡志样编《许舒博士所藏商业及土地契约文书》(1995)、沙知编《敦煌契约文书辑校》(1998)、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谭橡华、洗剑民编《广东土地契约文书》(2000)、田涛等编《回藏契约文书粹编》(2001)、杨有庚等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3卷,2001-2003)等。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杨国帧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张传玺的《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1995)、周玉英的《明清时期福建经济契约文书研究》(1999)等。此外,在《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1998)一书中,日本学者寺田浩明、岸本美绪等对民间契约文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作了深入的探讨。

在商业文书的收集和整理方面,主要集中于徽州商人、山西商人、广东商人等地方商帮。张海鹏、王廷元等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1985)、张正明、薛慧林等编《明清晋商资料选辑》(1989)、《山西票号史料》(1990年初版,2002年增订),都收录了大量有关商业文书。近年来.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致力于整理原香港高级公务员许舒(James Hayes)博士收藏的商业文书,已先后出版马木池编《北海贞泰号商业往来文书》(2003)和《北海贞泰号1893-1935年结簿》(2003)、蔡志祥编《乾泰隆商业文书》(2003)等书。在史若民、牛白琳的《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2002)和王振忠的《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2002)等专著中,对民间商业文书作了较为集中的分析。

在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中,历来注重对民间戏曲戏剧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早在1933年,李景汉、张世文主编了《定县秧歌选》,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1970年,又有悉尼·甘博(Sidney D.Gamble)编译的《秧歌选》(Chinese Village Plays from the Ting Hsien Region)。近年来,董晓萍和美国学者欧达伟(K.David Arkush)搜集《定县棋歌选》未收剧目,编入《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2000)一书。山西学者冯俊杰、黄竹三、杨孟衡等人发掘了普东南上党地区的赛社演戏资料,其成果散见于《中华戏曲》杂志和杨孟衡校注《上党古赛写卷十四种笺注》(2000)等书。台博学者王秋桂自九十年代初开始,先后策划出版了百卷本《民俗曲艺丛书》,其中包括了福建、安徽、湖南等省目莲戏、安徽贵池傩戏、福建上杭傀儡戏等地方戏剧剧目选编。荷兰学者龙彼得(P.vander Loon)也在搜集、整理华南地方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曾出版《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2003)一书。日本学者田仲一成毕生致力于地方戏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祭祀戏剧研究》(1981)、《中国的宗族与演戏》(1985)、《中国乡村成剧研究》(1989)、《中国巫系戏剧研究》(1993)等著作,对中国戏剧和民间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民间历史文献中,宗教科仪书和宝卷是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这些资料不够重视,国外和台湾学者则颇有建树。1975年,美国学者迈克·萨梭(Michael Saso)将在台湾田野工作中搜集的道教科仪书,编成《庄林棋道藏》丛书。自九十年代以来,法国学者劳恪文(John Lagerwey)在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四川等地广泛搜集民间科仪书,部分成果已发表在他主编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与此同时,台湾学者王秋桂策划了《中国传统科仪本汇编》丛书(1997-)和《中国传统诀罡秘谱汇编)(1998-)丛书,前者已出版《闾山教广济坛科仪本汇编》、《浙江省磐安县树德堂道坛科仪本汇编》、《四川省江津市李市镇神霄派坛口科仪本汇编》等书,后者也出版《四川省重庆市巴县接龙区民间祭祀仪式诀罡秘谱汇编》、《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白鹿镇弘济坛诀罡秘谱汇编》等书。另外,他主编的《民俗曲艺丛书,也包含了大量有关科仪本的内容。关于宝卷的收集和研究成果,主要有李世瑜的《宝卷综录》(1961)和段平的《河西宝卷选》(1988)、方步和的《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1992)、加拿大学者欧大年(Daniel Ovemyer)的《宝卷》(Precious Volumes)一书。近年来,大陆学者日益重视民间宗教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如郑振满和王振忠分别在福建和徽州收集了大量有关三一教、道教及民间信仰的科仪本,但尚未展开系统的研究。

在海外华侨华人聚居地区,也保存了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井已得到初步的收集和整理。德国学者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长期致力于收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地的华文碑铭,先后编成《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1982)、《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1988-1997)、《泰国华人铭刻萃编》(1998)等金石资料集,另有庄钦永编《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1998)。近年最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吧城华人档案和越南汉喃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前者由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院与荷兰莱顿大学合作进行,目前己出版多卷本《吧城华人公馆(吧国公堂)档案丛书》、《18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等研究成果。后者由越南国家科学院与法国、加拿大、台湾等地的学者合作进行,拟整理近七千卷使用汉喃文字手写的文献,目前主要进行文献编目工作,并已出版若干种汉文碑铭资料。

从总体上看,以往有关民间历史文献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集中于某些地区及某些领域的文献整理与资料汇编,或是分别从历史学、文艺学、宗教学等领域进行专题研究,尚未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对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的关系,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展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可望取得以下突破性学术成果:一是从文化传承的理论高度,将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与解读纳入同一学术视野,为推进中国本土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寻找新的突破点;二是对民间历史文献组织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对推动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作出新的尝试;三是组织全国性的民阅历史文献调查和征集,建成数据化的综合资料库和文献检索系统,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提供资料基础。

三、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揭示民间历史文献的文化内涵与传承机制,椎动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当前应着重开展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与解读民阅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两大研究课题。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与解读,主要是组织各地高校师生和文史工作者,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征集现存的民间历史文献,并对各种民间历史文献的形成过程、保存状况和社会功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力求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解读其文化内涵和传承机制。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收集现存的民间历史文献,似可原有研究基础上,分别对华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及海外地区的民阅历史文献进行收集和解读。每一地区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主要出若干所在地高校的骨干教师负责主持,同时也要有计划地组织其他高校师生和当地文史工作者参加。

“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主要是在历史考察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和专业角度,对民间历史文献的文化内涵进行理论分析。为了深入分析各种民间历史文献的文化内涵,似可依据文本的不同形式与内容,分为家族文献、经济文献、宗教文献、戏剧戏曲文献、诉讼调解文献和海外华人文献六大类型,先组织相应的课题组进行专题研究,再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文化分析应充分吸收和借鉴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与联合攻关。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研究民间历史文献,可以采取以下研究方法:一是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即先对民间历史文献进行分区考察、收集与解读,再进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揭示民间历史文献的区域特征与传播模式;二是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即先对各种民间历史文献进行分类研究,深入分析其历史文化内涵,再进行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揭示民间文化的总体特征与传承机制;三是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即先进行具体的历史考察和文本分析,澄清基本的历史事实,再寻求相应的概念工具,建构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模式。

总之,深入开展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必须立足于实证性研究,注重实地调查和文本分析,对民间历史文献的基本类型、形成背景、传播过程、保存状况及社会功能进行综合考察。此外,可以利用现代科技发展所提供的设备和技术条件,如数码照相机、电子扫描仪、网络技术等,改善研究条件和研究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和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