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
徽州文书被誉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它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是徽州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劳动、商业、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具体的反映，具有唯一性的特征。
“ 民间文献”是指有别于正史、文集等传世典籍的文献，它来源于田野乡间，包括契约文书散件、未刊稿本或抄本，以及少量流传范围有限的刊本。国内目前已知明清以来的民间文献，比较著名的主要有徽州文书、福建闽北契约文书、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土地文书和贵州锦屏苗族的山林契约等。近年来，各地的民间文献仍时有发现，有的地区还呈层出叠现之势。
以徽州为例，据估计目前各公藏机构收藏的档案文书已超过二十万件（册）；而近十数年来，一些学术机构和个人，也不断收集到为数可观的民间文献。譬如，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仅笔者在皖南收集到的徽州文书即有一万数千件（ 册），其中有三千多册的稿本、抄本，这批珍稀文献，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亦极有助益。徽州是个著名的商贾之乡，“ 人家十户九为商”，在徽商如日中天的明清时代，大批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回本土，促进了“ 小徽州”（ 徽州一府六县）区域社会的发展，使得当地成为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并重、社会发展较为均衡的地区。于是，自明代中叶以来，徽州社会的聚落景观和社会风貌都有了重要的改观，特别是村落社会的发展，尤其引人瞩目。“ 祠堂社屋旧人家，竹树亭台水口遮，世阀门楣重变改，遥遥华胄每相夸”，当时的诸多文献（ 如乡镇志，特别是其中的村志等），都对徽州村落社会有不少概括性的描述。而民间文献的大量发现，尤其是众多的村落文书（ 包括相关的水利文书和可以自成一体的社文书），对于村落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具体而微的绝佳史料。譬如，清代前期不同年代编纂的两种《 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抄本，详细辑录了婺源上溪源村落社会变迁的诸多档案文书，反映了18世纪婺东北的村落空间布局和人地关系，为研究村落社区的变迁提供了难得一见的史料。村落社会史是21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前沿领域，而村落作为乡土中国的地理景观、广土众民的生活方式，也必将引起历史地理学界更多的关注。在这方面，丰富的徽州村落文书，可以极大程度地复原历史时期村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为村落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区域研究的范例。
明清以来，商业的发达和频繁的社会流动，使得徽州人滋生出强烈的契约意识，再加上民间敬惜字纸的传统，使得黄山白岳之间保留下了丰富的民间文献。从南宋以来一直到解放后，徽州遗存下国内目前所知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契约散件和簿册文书可谓汗牛充栋。其中，黄册、鱼鳞图册和保簿等各类文书的数量均相当可观。这些资料，提供了大量徽州各地无微不至的地名史料，通过细致地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南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代）皖南的土地利用状况，从地名演变的轨迹探讨地域文化的特征和地理环境之嬗变。在徽州文书中，都图地名方面的资料相当不少，如抄本《歙县都图总谱》、《歙县四乡地名总录》、《歙县各都图字号乡村地名》、《歙县都图地名及各图字号》、《徽州府休宁县都图地名字号便览》、《新安海阳地名图说》、《黟县花户晰户总簿录》、《绩溪县城市坊村经理风俗》和刊本《明清两朝丈量田亩条例（附田形图式）》（歙县集成书局1937年版）等。其中，《 歙县都图总谱》首页另题“ 歙县都图全载并附十六乡名新丈字号”，分歙东、歙北、歙西和歙水南四个部分，共记录地名 1191 处，对于县域范围内的地理概念提供了清晰的图景。此外，徽州大量的启蒙读物中，对于各类地名的特征，也有详尽的罗列和动态性的描述。鉴于地名史料的巨量蕴藏，有关徽州地名学的研究，无疑是尚待发掘的宝库，有着极为广阔的学术前景。自明代起，“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黄山白岳之间成了许多文人士大夫竞逐游历的胜地，明代地理学家徐弘祖在其名著《 徐霞客游记》中，即留有《 游白岳山日记》和两篇《 游黄山日记》。在当时及以后，类似于此搜奇访胜的著作颇为不少。与此同时，徽州是社会流动极为频繁的地区，不仅有大批人外出科举仕宦、务工经商，而且，侨寓异地的商人还定期回乡省亲、展墓，他们写下的日记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地理学价值。歙县岑山渡程氏迁居扬州经营盐业，程庭在返乡时著有《 春帆纪程》，描述了他眼中的山乡乐趣、如画风景，对于徽州的村落景观、妇女生活和人文风气等，都作了形象的揭示。歙县大阜潘氏迁居苏州虽然已历数世，但与祖籍地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 大阜潘氏支谱》中留有多篇展墓日记，对于新安江沿岸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都有着精彩的描述。道光年间的《 新安纪程》抄本，作者由陆路前往徽州，他详细记录了自苏北盐城至歙县西溪南的沿途所见，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在籍乡绅的记录，如康熙年间婺源县庆源村生员詹元相的《畏斋日记》（载《清史资料》第4辑，但非完本，其稿本仍藏黄山市博馆），亦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日记，对于徽州的自然景观、天气年成、灾害信仰和民情风俗等诸多侧面都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记录，对于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利用价值。
明清徽州是个宗族社会，除了遗存迄今的大批各姓家谱外，还有《新安大族志》、《新安名族志》和《休宁名族志》等涉及一府一邑的综述性总谱。这些谱牒资料，是深入研究徽州家族人口和移民以及社会文化地理分异的重要史料。另外，清代学者汪士铎曾认为，徽州的土产是“ 买卖人”，虽然“ 徽商”的总称名闻遐迩，但在事实上徽州一府六县的商人仍是各具特色。大致说来，歙县以盐商为主，休宁人专擅典当，婺源人精于木业，而绩溪人则多开徽馆（ 徽菜馆和徽面馆）。有关这几个县域商人的各类文书之发现，对于历史社会地理区域人群的研究，尤其是徽商研究的深入，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徽州民间文献不仅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极具价值，而且还为长江中下游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在“ 无徽不成镇”的明清时代，徽州人在各地建立会馆，甚至形成徽州社区，如扬州、汉口、淮安及苏北新安镇等地，均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徽商社区。
在这方面，不仅有《淮安河下志》、《新安镇志》、《紫堤小志》那样的村镇志，而且当年徽商活动的各类征信录仍然保留不少，仅《徽宁会馆征信录》刊本、《新安太仓怀梓堂征信录》刊本及抄本笔者手头就各有两部，这些，对于研究徽州人在江南各地的迁徙、营生，徽州商业网络的分布和慈善事业网络的扩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徽州还保留有大批民间日用类书，反映了人们约定俗成的民事惯例，倘若将之与苏北海门、浙江绍兴、上海及江南其它地区的日用类书加以比较，更不难看出各地人群的特征及其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徽州的商人书和商业书为数可观，此类主要包括路程图记、反映经营规范和商业道德的著作，这些民间文献，对于各地的物产、交通线路以及风俗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详细的记录。以往，中外学界也有不少人从商业史的角度关注徽州的商业书和商人书，但他们所利用的多为散落海外（尤其是日本）的刊本。而在新发现的徽州民间文献中，有多达数十种的商业书和商人书，有的为以往所未见，有的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本子。如明末清初徽州出版商西陵憺漪子的《士商要览》抄本、从歙县到广州的《万里云程》抄本和从婺源到广州的《囗囗至广东水路程》抄本、《各国数法》抄本等，对于廓清明清商业书和商人书的源流脉络，探讨明清交通地理变迁和商业地理格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