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澎湃新闻 2016-10-2
相比官方史籍，民间文献更为直接地展现了基层社会生活的面向。在面对民间文献时，首先要将文本置于“发生学”的关系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读文献。
2016年11月26—27日，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八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在厦门大学召开。为期两天的论坛，分主题演讲和分场会议，计有50余篇报告，每篇报告设有与谈人进行点评。在论坛期间，与会学者介绍了各种新近发现的材料与研究成果。
在论坛开幕式中，有一个令人兴奋的“福利”——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振满教授宣布“中国地方史与民间文献数据库”正式启用。该数据库秉持“数位人文”理念，初步建立了一个集数位典藏、分析研究与开放利用于一体的平台。不仅可以实现文献的存储、检索，还在跨文本、地理信息系统等方面建立了关联。相信该数据库正式开放使用后，必将嘉惠学林。作为此次论坛的参与者，现将论坛期间笔者感触较深的内容，记叙如下，以飨读者。
回到文献的“原点”
历史学者直面的是文本。主题演讲中，学者集中围绕的是如何从不同的文献类型和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解读民间文献，进而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以浙江寺平村点滴感受为题，重申在现场解读文献的内涵——文本是怎样産生的，历史学者该如何使用。他提醒我们关注的议题是文字産生的空间、情境和使用人群；在关注文字文本的同时，还要追问那些没有文字的情景，这些人的历史该如何探知？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虽然利用的是写给“皇帝阅读”的刑科题本，但其关注的议题是地方行政的末端——乾嘉时期福建保甲体系中以地保、乡保与练保形态存在的地方职役。虽然刑科题本并非民间文献，但其所包含的地方社会的丰富内容以及这种文本的形成背后的制度和社会脉络，导引我们思考刑科题本这类“官方”文本，最终还是要回到民间社会的历史情境中。
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教授，以江西地方士人书写的各类文字“重返清初”，体悟地方文化领袖如何与清初的“南下干部”，合力打造了新王朝的地方社会，进而理解时代的断裂与延续的关系——由“明”到底怎么入“清”。上海师范大学钱杭教授关注的是“文革”新谱，他强调的是面对民间文献中族谱这种连续性的文类，我们应该如何形成连续性解读以及如何把族谱的连续性解读出来。而复旦大学的王振忠教授，不仅对明清时代几种公私收藏的《布经》抄本解题，还对《布经》文本本身进行考析：《布经》不但呈现了南北商帮在知识交流上的交流与互动，也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细节史料。
可以说，面对各类民间文献材料，学者们试图提醒我们要放宽历史的视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面对民间文献时，首先要将文本置于“发生学”的关系中，考察不同文本的生成和发展脉络。只有回到民间文献的“原点”，作为“局外人”的历史学者，才有可能更好地解读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