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东方早报
口述历史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已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同。许多学者不仅从理论上阐述其独特的价值，更身体力行地进行口述历史的访谈、整理和出版。口述历史之所有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是因为其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具有其他形式的文献资料无可替代的价值，成为历史记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来源。人类在发明文字前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通过口述保存历史记忆的最早形式。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记忆是由于人们接受了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而形成的。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起着决定的关键性的作用，从而出现了对历史的宏大叙事的传统。但在这样背景下形成的历史记忆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就上海而言，如果只有在宏大叙事框架下的历史记忆，那么这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城市将失去许多关于她自身的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记忆。
我们知道，文献、档案等文字资料只能记录下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微小的一部分，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和社会精英的政治活动，通常成为宏大叙事的资料来源。而即使对这些政治活动尤其是其细节，光靠档案或文字资料有时也是无法了解其详的。而丰富的历史细节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历史真相和本质的认识，有时甚至还会改变对历史本身的看法。至于社会生活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意义的档案资料则记录更少。上海在其发展为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市民（或者说城市平民）一直占据着绝大多数人口，这些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会习俗、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是这个城市的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就需要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予以记录和保存。因此，口述历史在保存上海的城市记忆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曾以“移民史”作为口述历史的一个课题，访谈了数千户普通民众，请他们谈迁移上海的时间、路线、原因、交通工具，来沪后的住处及其变化，寻找工作的途径、工资收入和经济来源，家庭人口的变化，与同乡组织的联系，风俗习惯的变化等。这一口述历史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上海移民史的内涵，还丰富了我们对“上海人”的历史记忆。比如，口述访谈显示，1949年前上海市民重视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英文夜校、补习班长盛不衰，因为懂不懂英语收入大不一样，晋升的机会也会多些。我本人参与的对“文革”期间“工人造反派”的口述访谈则从另一角度延续了相关的历史记忆。
在我们访谈的十多名“工人造反派”中，大多数在“文革”前都参与了不脱产的夜校学习，有的还因此获得了高中文凭。虽然在“反帝反修”的大环境下，他们没有学习外语，但在工作后仍重视学习的做法却继承了前辈上海人的传统，成为具有上海城市特色的行为方式，而这与宏大叙事中的“造反派”并不完全相同。几年前，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复旦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对这30年中上海发生的有重大影响的关键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进行了口述访谈，以生动感性的形式，特别是通过许多历史细节，记叙了改革开放后上海发生的社会变迁。比如，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讲述的遏制1988年甲肝大流行的过程，披露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为关于1988年甲肝大流行的历史记忆增添了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一切都显示出口述历史对上海城市记忆的独特价值。
当然，口述历史提供的信息也会有误差或失真。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就客观而言，人脑不是电脑，人的记忆因时间久远发生误忆甚至失忆，可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主观方面的原因可分为两类。一类或是受个人经历、情感等因素影响，或是因时代变动导致后来的认识覆盖了先前的认识，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口述者提供的信息失真，但作为当事人而言，是无意识的。另一类则是为了“隐恶扬善”，刻意遮蔽个人的不光彩一面，而着意提升个人的光辉形象，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记忆“误差”则是故意的。上述因素提醒我们对个别的口述历史应该谨慎对待。但当我们就同一个话题访谈一个群体，尽管这个群体中的个体间的口述存在差异、矛盾甚至冲突，这些不同的叙述却会产生抵消效应，从而可以提供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叙述。这有点像“盲人摸象”，摸象者提供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但综合起来却是关于大象的较为完整的信息。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即便集体记忆也有发生偏差和失误的时候。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事例。我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文革”期间因为存在过各种票证，许多东西需凭票供应，因此在绝大多数上海人中便有猪肉凭票供应的记忆。但据金大陆在其新近出版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中的研究，上海在“文革”期间一直到1976年7月16日前，猪肉是不凭票敞开供应的。之所以会产生凭票供应的记忆，是因为人们将“票证时代”的记忆与对“文革”的苦难记忆、创伤记忆、灾害记忆混同起来，从政治价值判断出发形成了失真的记忆。这一事例告诉我们，历史学家在口述历史积淀为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应该主动地发挥积极作用，使口述历史能够真正承担起传承城市记忆的重任。
上海已进入老龄社会，成千上万的老年人是传承这个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群体。对此，有关部门与学术界应该共同努力，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老年人开展专题性的口述历史采访，主动保存历史记忆。这也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为”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有组织的大规模口述项目可以做单兵作战无法做到的事情，可以对具有相同背景的老年人群体就同一个题目开展口述采访，比如，寻找100名1949年进城的南下解放军官兵，请他们谈自己的籍贯、进城时的年龄和职务、进城初的工作以及此后他们成为“上海人”的经历。这样一个访谈不是能很好地保存起我们的城市记忆吗？只是当年进城时20岁的小伙子，现在也已是耄耋老人了，因此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而且，这样大规模的口述计划，要有相当的人力和财力投入，需要有关部门的统筹协调。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金光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