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江苏频道 发布于：2015-04-12 06:30:14
2015年4月10日，南京已然春意盎然。南京大学校友、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梁白泉先生打算出门时，被楼下小区里新安的路桩绊倒，右脸颊磕破流了血。而这一天，另一位中央大学校友、当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蔡秉三先生正在南京市脑科医院输液。最近他脑部腔梗的老毛病又犯了……先生们今年都已年近九旬，失去爱人的晚年生活十分孤单。在他们这一生特殊的经历里，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有荣誉也有委屈，一旦打开话匣，往事历历在目。
为了留住这些老校友的鲜活人生故事，保护并珍藏那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最近两年，南京大学师生陆续寻访70多位南大校友，整理出上百万字口述史料。日前，现代快报记者走近他们，探访他们不同寻常的故事。
现代快报记者 俞月花
老校友令人感怀
“早在司马迁写《史记》时，就采用过口述历史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兴起口述历史的时间到现在不超过30年。”南大历史学院青年教师武黎嵩说。
两年前，南京大学成立校友口述历史计划项目工作组，主要是通过学校档案馆、图书馆、各院系访谈记录，以及学校高等教育研究等方式征集、收集校友档案资料，以口述历史切入的不多。
“南京大学校友口述史计划”的提出源于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日。在当天的校庆大会上，来了很多当年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老校友，最晚一批院系调整前入学的也是在1950年前后。这些校友的年龄都在80岁以上。
“我记得，当时毕业于中央大学教育系的李同芬老人走上舞台，代表当年随军西征的中央大学372位、金陵大学43位校友，与年轻的南大学子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当她谈到1949年与家人不辞而别，奔赴云南时，老人数度哽咽。”那一刻，武黎嵩意识到在这群老校友身上，一定有很多鲜活的故事。
武黎嵩介绍，南大决定做口述历史还有几点原因：一是对历史的认知上，最近一些年，无论是史学界还是社会界，都开始关注个体命运，不单是宏大叙事，而需要更多细节。另外，由于南大特殊的发展史，它的前身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南大发展史也呈现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南大老校友的命运，也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武黎嵩说，老校友们年事已高，再不做口述历史，这些鲜活的“个人史”也会逐渐消失，太可惜。因此，南大于2013年成立校友口述历史计划项目工作组，由南大校友总会秘书处统筹，邀请南大党委副书记任利剑教授担任顾问，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博士和武黎嵩一起，担任指导老师。
西南服务团的血色青春
工作组第一期项目是“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校友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口述史”。为什么选择西南服务团？武黎嵩介绍，在南大百年校庆大会上，“西南服务团”校友获得唯一一个“杰出校友集体奖”。时任南大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说：“西南服务团校友团队的事迹，是南京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9年夏，国共内战进入尾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已成定局。随之而来的西南解放区的政权接管和社会建设工作，则面临着干部队伍严重不足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一方面在解放区组织南下干部，一方面在江南地区的大中学校吸收知识青年、技术人员参军入伍，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二野刘邓大军开赴西南。
在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一千余名成员中，就有来自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及两校附属中学的400余名青年学生。他们告别学校，随军跨越苏、皖、豫、鄂、湘、黔、滇7省，历时五个月于1950年2月抵达云南。随即被分派到各地作为地方干部，他们参与政权接管、征粮、剿匪、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工作，为红色政权的接收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的甚至献出珍贵的生命。他们离开时，有的还没有毕业，但是在完成了接收云南的任务后，他们又投入建设云南的任务，一生扎根在云南，没能再回到学校，走进课堂。此后，在历次运动大潮中，他们又经受了命运的波折。
“这些校友当年大多数家境富裕，在可以享受大学教育，享受良好生活的时候，却一腔热血选择到未知且艰苦的地方做工作，很多人甚至献出年轻生命，活下来的校友因为这一选择，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的故事，令人震撼。”武黎嵩说。
赴昆明12天走访21位校友
确定好范围后，工作组开始在全校范围内招募志愿者。“这是一项相对枯燥的工作，招募志愿者主要以兴趣为主，对那段历史熟悉，能沉下心来做事。”如此，历史学院、文学院、社会学院、商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等5个院系的8位学生组成第一批志愿者团队。
志愿者们经过了一个月的严格培训。“主要是教授访谈技巧、文献整理技巧、中国近现代史培训，以及有针对性的受访者经历培训。还花三四个月时间详细收集了老校友们留存在南大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媒体报道中的各类资料素材，全面了解校友的生活轨迹。
2013年7月14日，南大首批志愿者在武黎嵩的带领下奔赴昆明，对那里的21位老校友进行为期12天的走访。他们一共采集口述历史录音、录像资料50多个小时，征集图书114册、手稿20多篇，总计3000多万字以上的文献资料，获赠西南服务团珍贵实物史料60多件，整理汇编出40多万字的口述史资料。
“他们对口述历史的接受程度很强，甚至比我们还了解。一些校友看过《张学良口述自传》等，所以给他们提纲后，他们自己还会写提纲，然后很顺畅地讲述，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补充问。”老校友们素养之高，让武黎嵩感慨不已。
“其中一位事先准备好稿子，然后全程照念，就怕说错话。”武黎嵩说，个别校友因经历过特殊年代，显得很拘谨，说话也格外小心，这让他们印象深刻。
在做这些校友的口述历史时，他们最关注的是他们个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包括在西南服务团参加工作的经历。很多校友命运不同，有些飞黄腾达，有些则一生坎坷。
争取每年出一本书
武黎嵩带领学生们目前已经整理出70多位校友上百万字口述笔记。这些口述史料未来将以怎样的形式呈现？普通市民又如何能看到呢？武黎嵩告诉记者，部分关于西南服务团校友的口述史料已通过连载的形式，在安徽省优秀期刊《江淮文史》2014年2月、3月刊出。目前，他们还在继续与杂志社合作，准备接着出版。
此外，还将筹划出版南大校友口述历史丛书，争取今年底先出第一本，以后每年出一本。另外，一些南大校友创业团队也已经与他们洽谈合作，计划搭建网络平台，将口述历史整理成大数据库，贡献给读者。“我们的史料包括影音资料、照片、实物、电子稿资料等，未来可以下载使用。”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计划筹建“南京大学校友口述历史研究资料室”和“南京大学校友口述历史采集研究中心”，期望未来在国内外高校口述史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为“南大口述史”研究特色奠定基础。
蔡秉三
当年瞒着家人参加西南服务团
烽火连天，家人难团圆
蔡秉三是当年中央大学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校友之一。2013年，他从西南服务团校友会得知南大正在做口述历史，老人主动打电话联系了武黎嵩。4月10日下午，现代快报记者在南京市脑科医院3号楼8层老年神经科住院病房见到他。老人说，因为年纪大了，近几年每到换季时，他的腔梗病就会犯，总要在脑科医院住上一段时间。
尽管已经88岁了，但回忆往事，老人思路清晰，十分健谈。他老家在南通启东。当年他的父亲在中央大学体育系教书。中央大学西迁后，父亲辗转去了重庆。老家留下母亲，他们兄弟三人，一个姐姐，还有外祖母、姨母。一家人日子过得很艰苦。抗战八年，他们和父亲也一别八年。
1943年，因没有父亲经济支持，一家人连温饱都无法解决。母亲筹措路费，领着他们姐弟四人，辗转逃难到上海。但那年姐姐生病，把路上盘缠用光后，母亲无奈领着他们折返家乡。第二年再出来，好不容易到了江西。“当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从那里到重庆的路已经被阻断，不过可以跟父亲发电报。父亲就让我们暂时住下来，我们就在国民党第三战事中学读书。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八千里路云和月
1946年前后，蔡秉三先生的父亲从重庆搬回南京，一家人总算在南京团聚。他被安排到当时的中大附中读高三。“因为之前学习断断续续，课程跟不上，第一年考大学没考上。我不死心，第二年复读，当时就在中央大学里跟着听物理、化学、数学、英语这四门课，第二年考试，不仅考取了中央大学，还考取浙大。”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因自己是父母第一个儿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但1949年7月17日这一天，他却瞒着家人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才读一年就放弃了。我们很多同学都是瞒着家里报名的，因为大家年轻，都有一腔爱国热情。”
后来，新华日报公示西南服务团志愿者名单，父母看到他的名字很生气。蔡秉三回忆说，当时自己还是托一位女同学给家里捎去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
“1949年10月3日夜里，我们渡江到浦口，然后坐火车到徐州，再经过郑州、汉口、长沙到湘潭。之后就没有铁路了。”老人回忆，后来他们是一路上走走停停到了云南。“全程大概4000公里，所以后来我们叫‘八千里路云和月’，就是这么来的。”
30年后再回南京
1950年3月6日，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分配工作，蔡秉三被分配到昆明市军管会交通组电信小组，担任军事代表处秘书和联络员。一直到1981年调回南京邮电大学前，他先后在昆明邮电局、昆明电信局以及云南省邮电管理局工作过。他和夫人是1957年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大儿子出生时，母亲曾从南京到昆明帮他们带了一年孩子。但后来，就把儿子带回南京。
“因为我离开父母后，两个弟弟也先后去当了兵。我儿子又是他们第一个孙子，所以母亲坚持要带在身边抚养。”老人说，后来儿子从幼儿园直到大学，一直是在南京就读，即使寒暑假也没有去昆明与他们团聚。所以这些年，儿子跟他很客气，没有寻常父子那么亲，难免有遗憾。
如今，夫人已去世7年，老人独自住在南邮三牌楼校区内的家属院，由保姆照顾。
老人说，南大师生做口述历史很有意义，“我们一天天年纪大了，走路也不太利索，我自己也趁着身体好的时候，正在写《九十春秋风尘掠影》。”
梁白泉
四十年前痛失爱妻 他再未娶
口述历史就像写新闻
除了西南服务团老校友的口述历史外，南大还陆续开展了南大历史学院退休教授口述历史，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抗战西迁时期校友口述历史等。
4月10日，现代快报记者前往南师大仙林校区附近的咏梅山庄倚竹园拜访梁先生。今年87岁的他，目前独自居住，平常生活起居也由保姆负责料理。最近，保姆身体不适，当天上午他想出去探望，却被小区里新安的路桩绊倒，右脸眉眼间磕破皮流了血，眼镜也摔碎了。
梁先生说，口述历史是正史、野史以外，人们了解历史的另一条途径。“口述历史比较鲜活生动，就像你们写新闻一样，要有5W，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果。”他说必须要有这5样元素，口述历史才有价值。
他忆起当年在南大读书时，曾在地理系读两年，大一时与蒋赞初先生同宿舍。因为理科不好，到大三时，他又转入文学院的历史系。这样就比别人多读了1年。到1951年才毕业。大学期间对自己影响最深的老师是韩儒林。“韩老师，我终身要感谢他。因为他交给我方法。比如看书目做索引画地图作比较，我一直到现在都在用。”
下放期间，痛失爱妻
他还说，自己读大学时，校园里整天在搞学生运动，大家都想推翻旧社会，追求光明理想有朝气的新生活。1951年，他被分配到了南京博物院。
梁先生说，给他生活带来改变的是1970年1月全家下放到农村的经历，在那期间，他痛失自己心爱的妻子。回忆那段心酸的往事，老人眼里甚至闪烁着泪花。他说，从南大毕业后，他曾回校兼过一年课。夫人是他老同学介绍的，“她在南大学德语专业，个子高挑，当时是校篮球队队员。我们拍结婚照时，我还在屁股底下垫了垫子。”
1957年，他和夫人结婚后，1958年大儿子出生，1960年二儿子出生。“我夫人真是太好了。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中央水电部水电仪表厂，给德国专家做翻译，很受尊敬。经常开国际会议需要德文翻译时，组织上就会把她调到北京去。”梁先生说，他年轻时是工作狂，家里照顾老小的事情全由夫人一手操持。“她有肺结核，可当时在南京，也不算什么大毛病，但后来我们下放到农村去，就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梁老说，下放前，自己还在杨公井人民剧场前演讲，后来高高兴兴地带着母亲和两个儿子下放了，夫人陪同把一家人送到农村。回城后就找到组织，主动要求下放去和丈夫同甘共苦。“但是后来在农村的生活，差距太大了，尽管她一开始拼命适应，但心理精神的压力太大。看到河就想跳。加上肺结核复发，在农村医疗条件下，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最后在1975年7月，她40岁那年就去世了。”
孤独而自由的空巢
夫人去世时，两个儿子一个15岁，一个17岁。此后，梁先生终身未再娶。他独自一人既当爹又当娘，把他们抚养长大。“不娶的原因有几点，一是我觉得一个人一生结婚一次就够了，要从一而终。我当年是工作狂，是她默默支持我，照应家人。她太好了，无论是人格、思想作风，还是勤劳，样样好。就是性子有些急躁。”
到今年7月3日，夫人去世整整40年。梁老看着两人的结婚照，默默地说，这些年自己一个人也很孤独。现在住的房子是大儿子2002年买下的。开始他们同住，后来儿子一家搬走后，他就成了空巢老人。他安慰自己说，虽然孤独，但也很自由。关于晚年生活，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一幅字说，就这四个字“大道至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一切从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