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资讯 | 冯筱才《“战时繁荣”：1937—1945年温州的经济贸易及其统制》出版

最近十多年，笔者一直在努力了解浙南的历史。新冠疫情暴发前，几乎每个暑假，我们都在那里跑田野，搜集史料。实地调研，不但让我们对文字史料有更深理解，也让我们学到许多地方知识。在这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历史故事。1937—1945年温州所经历的“战时繁荣”便是其中之一。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人所经历的牺牲与苦难无法计数，战争也给交通网络、市场格局乃至货币体系造成极大破坏。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普通商人及民众，都在尽力想办法应对各种经济不利局面。交通干线中断，货物便迅速流向残存或新辟的线路；主要港埠被封锁，船只也很快驶往仍可通航的口岸。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对抗，也包括经济上及其他层面的对抗。战时许多地方出现的所谓工商业“繁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这种对抗的表现之一。正是借助于温州这一类商货吐纳中心，国民政府得以继续对外输出土产，并输入急需工业品及其他战略物资。许多区域性工业替代生产中心的兴起，以及政府支持下的走私与货物抢运，都大大缓解了非沦陷区的战时商品匮乏困境。我们只有对这些经济现象有更多了解，才能更好地从整体上认识战争给国家与民众所带来的全面冲击。

笔者之所以特别留意浙南，也与自己对区域商业历史的研究兴趣有关。今天大家都知道温州人擅长经商，有较强的抱团投资意识。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当地富有特色的乡镇企业群与民间市场发展形态，引起许多经济学者的热烈讨论，被外界称作“温州模式”。2000年以后，许多媒体也都密集报道过温州“炒房团”，其规模之大令国人印象深刻。但是，究竟温州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有商业头脑，当地浓郁的社会商业氛围又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呢？最近二三十年来，论者通常会将“温州模式”或温州人的经商热潮，与南宋“永嘉学派”联系在一起，有时也强调温州本地自然生计环境的影响。但是，要穿越七八百年解释一地之民风殊非易事；而山海相连，耕地缺乏，也是中国东南沿海各地共相。就笔者对史料的有限掌握来看，至少晚清民初，温州人经商之风，与浙江其他地区相比，似乎并未更加强盛。那么转折在何时呢？笔者认为可能就在本书所关注的这个时间段。因此，研究温州的“战时繁荣”，也是试图将前后的历史打通来思考，并从一个可以大致弄清楚史实的时间段出发，对这个问题提出一点尝试性的新解释。

历史故事，终究是要以人的活动为主要内容。因此，本书也希望更多地从“人”的角度，来考察战争史。无论是为抗战大计运筹帷幄的最高执政当局，还是必须关心每天衣食来源的升斗小民，战争都为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家庭甚至个体生命如何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便成为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所谓“战时繁荣”故事的背后，虽然不排除有人确实在徇私舞弊，“大发国难财”，但就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所能见到的，主要还是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尽力设法度过这个艰难时刻。

笔者也希望这个小故事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战争的复杂性，并思考战争所带来的一连串的新问题：战争扭曲了承平时期的市场与交通，又为投资者带来什么样的机遇？人们在艰难求生的同时又如何利用战时环境谋利？政府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加强经济统制，扩大对民间经济资源的征取？政府规模在战时膨胀的同时，社会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本小书的写作，从动念到搁笔，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从2011年开始，我与李世众教授同时加入“温州通史研究群”，先后与我们的学生在浙南做了近十年的田野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以与吴松弟、鲁西奇、刘光临、张侃、罗士杰等教授一起讨论多年，并共同参与田野考察及研讨会，从中本人受教良多。我们带着学生下去调查的时候，世众兄一直身先士卒，任劳任怨，不但是学生们的良师，也是我的学习榜样。我们曾经指导的学生基本上都参与过浙南田野调研，其中对本书写作资料搜集有较多贡献者，包括闻文、王磊、洪珊珊、马丹、黄名楷、郭子健、唐明胜、朱焘、朱丽祯等人。陈明华、王才友也参与了民地中心的浙南研究工作，对我们这个小小研究群贡献甚大。

在大学及科研机构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许多人都知道温州有一群令人敬佩的地方文史研究专家。为学界广泛利用的《温州文献丛书》《温州文献丛刊》等便是他们的标志性成果。参与其事的潘猛补与卢礼阳两位先生，不分寒暑，十年如一日，在温州图书馆小小的办公室内，与其许多同事编出一册册质量上乘的地方文献。党史研究室的周保罗先生则长年驻扎在档案馆，其所编史料文献对研究者来说也是价值非凡，他还与王长明先生一起共同研究温州抗战历史，采访老人无数。其他如方韶毅先生一手复活《瓯风》杂志，至今编辑出版该刊已有十多年。沈迦兄则沉醉于温州基督教历史研究及海外温州史料文献的发掘。其他如永嘉的徐逸龙、乐清的张志杰等先生均属于这个研究群体的骨干。我们一到温州就受惠于他们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我们在温州调研期间，有赖于温州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尤其是毛薇洁、王妍等女士的辛苦工作，对“温州通史研究群”来讲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特别感谢。

在此亦对去年刚过世的萧邦齐教授表示敬意！萧教授是研究近代浙江历史的先驱，去年曾想，请他授权翻译早年一篇大作，但收到其任职大学同事的电邮，才知道他刚不幸辞世。想起20世纪90年代末与萧教授一起在浙江调研的旧事，不胜唏嘘。

这本小书的写作，也是为了完成笔者承担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按规定必须到期结题，谢谢项目结题评审专家的意见。就笔者心愿来讲，如果有更多时间，或可以对温州地区1937年后的经济贸易历史做更深入的考察，但期限届满之际只得匆匆完稿。多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愿意出版小书，感谢邵璐璐编辑为书稿编辑校对费心费力。虽然在编辑过程中笔者对原稿做了较大修改，但错讹之处一定仍存在，希望识者不吝赐告。

最后，仍要感谢家人对我研究工作的一直支持！在本书初稿完成之际，家父不幸病逝，哀痛莫名。因严密疫情防控，父亲弥留之际未能侍奉在侧，不孝之罪无法饶恕。谨以这本小书献给敬爱的父亲！

作者十余年浙南研究的新成果，探索“温州模式”源头的新尝试。最近十几年，本书作者每年暑假都在温州地区实地调查，并关注到了抗战期间温州地区的“战时繁荣”现象，以及温州地区商业文化在这一时期的转折。由此著成本书，尝试探索对“温州模式”的源头。

以温州为例，探索抗战时期经济演变的具体面貌和深远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温州是特殊环境下维持通航时间最长的口岸，成为转运中心。当时温州进出口贸易额与关税收入都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峰，使温州成为战时“区域繁荣”的典型案例。本书以温州为例，探查这种经济现象出现的原因，揭晓战时市场运作的逻辑，说明战时经济对地方所造成的连锁历史反应。

考察战时社会的复杂面相，讨论军事以外的战争问题。战争给交通网络、市场格局乃至货币体系造成极大破坏，原有的交通干线和商业网络被破坏，商品的流通不得不转向或开辟新的线路。许多区域性工业替代生产中心的兴起，以及政府支持下的走私与货物抢运，缓解了非沦陷区的战时商品匮乏困境。本书通过分析战争对国家交通网络、经济格局以及地区社会民生的影响，从整体上认识战争给国家与民众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开始后，中国政府不但需要对政治军事进行全面动员，经济资源动员亦成为维持抗战的关键。从浙江来看，随着战事的发展，国民政府西迁，该省成为沦陷区与非沦陷区经济交流的重要缓冲地带，同时也是国民政府的财税重地。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南沿海实施封锁，禁止中国轮船往来，但一度允许第三国轮船行驶于少数港口，温州即在其中。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国民政府能控制的出海口主要剩下温州、宁波两地，到1940年7月，宁波镇海口被日军封锁，航运基本停止，但温州在一定程度上尚能维持间接通航，保持转运中心之地位，直到1944年9月第三次被日军占领。对于重庆国民政府而言，温州在商货进出口贸易方面的重要性甚为突出，无论工业品、机械及原料的进口，还是内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输出，温州的地位都不可取代，其在战时资源征取系统及经济战略中的位置亦至为关键。

从经济层面来看，战争通常会对常规市场秩序造成剧烈破坏，导致生产停滞，物价飙升，商品短缺，许多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然而，当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却又发现，战争有时也会给一些人带来新的经济机遇，一些行业或个人可能因为战时投资或经商获得暴利，坊间舆论中所谓“发国难财”，即指此种现象。战争阻隔了某些交通线路，但人流、物流却有可能聚向新的路线；有的市镇可能会突然成为物资集散中心或工商业重地，连带出现消费旺盛、物价高昂等现象，一些区域便形成所谓“畸形繁荣”。温州即是这种战时区域“繁荣”的典型案例。

战争犹如一颗巨大的炸弹，当它落到人群密集的地方，不但会带来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亦会对人们的生计、交流造成巨大影响，商业格局与社会结构亦可能被重塑。学术界对战争史的关注焦点，最近这些年开始由军事政治推进到社会经济与民众日常生活等领域。就中国近代战争史来看，学者对社会民生议题亦日益重视，立足于基层实况的研究越来越多见。如此前关于中日战争史的研究，多聚焦于中央政府层面的军事政治，或者战时政府抗战制度的演变，关于战争对经济社会影响的研究，相对较为缺乏。如果我们把战争史视为一幅拼图，或许还有许多历史现象仍需要加强研究。从地方层面来看，战争对经济贸易产生了何种影响，社会民众又受到何种冲击，社会结构是否因此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需要更多关注。

全面抗战期间，温州在战争特殊环境下成为东南沿海维持时间最长的口岸。当地在战时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进出口贸易额与关税收入都达到创纪录的高峰，本地服务业及贸易中介业也异常发达，客帮云集，日常消费旺盛。同时，1938年以后温州又是浙江省贸易统制政策实施的前沿阵地，中央政府与浙江省政府在当地相继组建统制经济机关，这都给温州的战时经济带来直接影响。战争发生后，许多商品进出口贸易利润大增，有管制自然就有违反管制的行为。战时浙东沿海走私盛行，参与者既包括民间商人，亦有政府军公人员甚至缉私者本身。即使1941年轮船运输中断之后，走私仍以帆船贸易与“单帮”的形式持续进行，并在太平洋战争后与重庆政府的货物抢运工作合流。当局后来亦以征税的方式从贸易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另外，与商业繁荣伴随而来的是地方替代工业的兴起。温州工业在战时虽然曾面临工厂疏散及军事轰炸等外在行动的打击，但投资商仍以灵活多变的形式不断创办新的工厂，生产的商品不仅供应本地，亦运销内地，不少行业的生产规模远超战前。最后，我们亦可以发现，随着工商业繁荣的出现、政府统制政策的实施，以及走私活动的盛行，温州当地社会风气及社会关系都出现微妙的变化。官方在经济管制方面力度不断加大，亦使民间出现了新的社会矛盾。战时新兴势力的出现也意味着社会权力结构方面开始出现异动，这些变化都有可能从战时延续至战后，甚至对1949年后的地方历史造成某种潜在影响。

本书将这一连串的历史变化，与温州“战时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种战时工商业的爆发性成长，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与军事封锁、贸易线路变更、区域地理位置、交战双方战略考量等有何关系？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与这种区域“繁荣”状况是如何互动的？战时环境给原有市场体系以及贸易带来了什么巨大变化？内地货物进出口贸易在交通封锁下是如何突围的？政府管制下走私泛滥是如何出现的？面对物资短缺及物价腾升，政府对走私的态度前后又有什么变化？政府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整与走私之间有何关系？商人是如何抓住供求失衡的商业机遇的？战时工业与战前相比较又有何新的特点？同时，经济贸易的繁盛以及前所未有的政府管制政策，是否对社会结构造成某种震荡，甚至对民众心理造成深远的影响？本书将以温州为案例，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

1940年8月，《浙江潮》上刊登了一篇“地方通讯”，作者对温州在战后出现的商业繁荣及社会气氛有如下描述：

上海的轮船到时，旅馆菜馆无不利市十倍。据熟悉永嘉商情的朋友说：永嘉各商家的盈余，在去年一年里，总在二千万元以上。赚钱的店家，约占百分之九十五，所余百分之五，虽没有盈余，却也不至赔本。抗战以前，永嘉有五六万家当的已算大殷户，而现在，二三十万家当的人家也寻常得很。

因为永嘉是特别适宜于战时营业的日子，商业的气氛特别的浓厚。记者在永嘉耽搁相当的时间，会到的朋友也不少，没有谈到生意经上去的，可说是绝无仅有。位朋友，曾经一度是马克斯主义的信徒，后来又加入了国民党，可是他现在却重又翻开他的“资本论”来了。他对记者说：“在战时，一万元的资本，做一年的生意，起马［码］可以赚五万。”还有一位朋友过去是一位历史学者，可是他现在的目光也已由“两汉三代”而转到“一本万利”上去了。在这战时，如有人愿意读商科的话，记者愿意介绍他到永嘉去。而且可以担保，他在永嘉商店里当一年学徒，生意经方面，只有比在大学里读四年商科好。

这篇文章的署名作者是“小米”，应是温州著名学者王季思当时使用的笔名。他对家乡永嘉的人地环境都很熟悉，他在文中说明所述是其1940年5月前后在温州所见的景象。王氏用文学的笔法，将战争爆发后温州社会商业化的特征写得很生动。他在这段话中描写的现象，至少有三点非常值得关注。

首先，1939年温州地区的商业经营者，大多数都有盈利，赚钱的幅度或大或小。文中所提数字未必确切，但突然出现的全面盈利的景象，无疑会刺激手中有一些资本的当地民众从商，包括读书人甚至左倾分子。因此就出现小米所说的“马克斯主义的信徒”或“历史学者”，都会一口生意经。我把这种现象称为“社会普遍商业化”，这种普遍商业化，通常会出现在经商利润之丰厚远高于平常且操作又比较容易的时候，所谓“遍地黄金”的想象，会吸引之前可能同商业毫无关系的人投入资本与精力。刘绍宽在日记中曾多次记录几位平阳喜欢“吟诗作赋”的士绅，在战时也投入金钱到永嘉去贩卖棉纱，或经营布店。类似的，在邻近永嘉的海门，今古斋书店的老板邵连棠也因为棉布赚钱改行卖布。这种社会氛围一旦开始出现，便不容易消失。人们对战时这种“社会普遍商业化”也会有历史记忆，或许这便是温州后来商业特别发达的渊源之一。

其次，由于战时许多商人获得丰厚的利润，社会上对“富人”的衡量标准发生了变化。按照文章的讲法，之前如果有人有5万元财产，在温州已经可以算是“大殷户”，但是到了战时，拥有30万元财产的人家已经被当地人视若寻常。这说明，至少按法币计算，温州城区商人的整体财富增加了。这种迅速增加的财富，当然会使人们有“浮财易得”的感觉。

最后，所谓永嘉人的“生意经”，即如何能花一年时间用1万元赚到5万元，这便涉及投资策略。战时在温州做生意的，无论是合法的，还是走私的，都要想如何赚更多钱。有人会想办法通过发明创新，或寻求商业机会来谋利；有人则会依靠囤积居奇，或仰赖官商勾结来发财。乃至于开商行经营何种商品，跑单帮走哪条线路，都需深思熟虑。当时，温州许多人肯定都在思考使用何种策略，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这当然亦是“社会普遍商业化”的症候之一。温州的经商者，正因为有盈利激励，所以可能发明种种新的赚钱方法。如依靠技术将南屏纸改良为卫生纸运到上海市场卖出高价，或在出口茶叶、蛋粉中掺假，以次充好，希望赚得一次性厚利，都是其表现。

1941年初，有人在《温州日报》上撰文描绘“一年来温州的社会相”，列举温州人“发国难财的手段和行为”，指出“从前有一二万元的财产，算的是财主，现在数十万百余万，视之如草芥，不算一回事，就是手头有十多万或百余万，一旦失败，几天内化为乌有，也不稀奇”。发财的办法，“第一是利用地位、冒险、走私，种种方法得来的”。这里所讲的“地位”，当然是指某些官员或社会权力阶层以权经商，带有经济学上所谓“寻租”色彩。据原浙江省第八区税务处总务科科长何祖培回忆，1939—1941年，中国茶叶公司专员骆正葵就与温台防守司令黄权的太太合伙做生意，黄权是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侄子。“冒险”，则指有些商人敢于火中取栗，譬如去日军控制区域贩运热销货、租用帆船闯军事封锁区等，这种带极大风险的生意，温州人当时也称之为“抢火门”。善做“抢火门”生意的人大都获利丰厚。“走私”，即前面所讲的种种规避政府管理法规的商业行为。

然而，在“社会普遍商业化”的情形下，普通民众投资去做生意，是不是真的能盈利，其实令人怀疑。暴利往往与风险伴生，战时生意如果遇到军事行动，可能血本无归。譬如鳌江最重要的商行——王广源商号在1939年日军轰炸中被摧毁，铺货均被焚毁一空。即使未遇如此重大灾难，当时政府的苛捐杂税也甚重，因此，扣除成本之后，一些人便可能所得甚微。刘绍宽就曾在日记中讲到一个例子，其卢姓友人以经商为业，1941年从福建福安贩运糖霜到温州出售，资本6000余元，但一路所缴税款及各种杂捐则花掉“几近万元”，所以最后盘点，“无甚出息”，刘感慨“关津需索太巨”。

然而，商业繁荣对于某些底层劳力阶层来讲有时确实是好消息。1939年8月，鳌江挑运驳力供不应求，报酬甚至提高了20倍，政府不得不出面核定价目，制止高抬垄断。抗日战争后期，海上交通被封锁，挑夫已经必不可少。比如外地药材多由挑夫从宁波肩挑，越过军事封锁线运来温州。永嘉药号周成记曾组织原先到宁波挑棉花的平阳人化整为零，垫给购货资本，由他们起早摸黑，将药材从宁波挑至温州。由于挑力上涨，许多农夫纷纷到各码头去抢做挑夫，竞争激烈，甚至出现挑夫为赚钱而强抢乘客行李的情形。1943年1月，乐清东山埠“挑夫满挤，以舢板驳往石堤，未登岸而行李尽被强行搬走，乘客竟有落水者”。这些挑夫基本都是趁农闲出来做脚力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