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研究”丛书出版暨学术研讨会召开

发布日期: 2019-12-17   作者:   浏览次数: 403

 

(原载“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www.clhm.ecnu.edu.cn)“学术资讯”转载。



“清水江研究”启程:贵州锦屏县文斗苗寨合影(20023

 

贵州东南部的清水江是洞庭湖水系沅水上游的支流之一,是在明清时期被称为黔省下游广阔地域的一条重要河流。它汇集众多河流构成从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独特地理单位,亦是中国中东部与西南及东南亚交互往来的重要交界地带。以清水江流域为中心,包括都柳江流域和舞阳河流域,构成了一个兼有独特性和开放性的区域,在明清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为我们理解西南地区乃至中国历史,拓展新视野、带出新问题、确立新范畴,提供了某种新的可能性。明代王朝国家在清水江流域的开拓、军事部署和行政建制,清代改土归流和新疆六厅的建立,以及经由江河交通和木材等物资贸易发展起的与内陆西南、江南、岭南等国家宏大经济体系联结的地方市场网络,使得这一区域以苗侗民族为主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习俗经历了广泛而急遽的变迁。独特的区域社会文化体系,虽增加了我们理解该地方历史过程的困难,却也可丰富我们对具体制度落实、西南地区的发展和国家历史进程复杂性的认识。


“清水江研究”丛书(王政拍摄)


近年来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趣。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带领的“清水江研究”团队在持续开展清水江文书的搜集整理出版的同时,用了十数年的时间,在这个地区开展了深入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与很多地方文书的研究直接从文本分析入手不同,这个团队首先将重点放在文书形成与使用地区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形态的整体性研究上,建立起对文书的社会脉络的深入理解,以此奠定解读文书的学术基石。


参会代表合影之一(以下会议照片均由雷宇、王淋淞拍摄)

 

20191130-121日,经验·概念·方法:清水江研究与西南研究学术传承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协办,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云南大学、吉首大学、凯里学院等十多所高校的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法学领域内的50多名学者济济一堂,对清水江研究与西南研究的学术传承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首先陈述了自己近20年来组织20多名博士生在清水江、都柳江、舞阳河及沅水流域开展区域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将这些山河交汇之处、文化与族群多元的地区作为深入田野调查与民间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实验场。作为这些研究的成果,清水江研究丛书将陆续由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十种。他希望清水江研究探索形成的的研究方法、理念与模式,今后能够进一步推广到对中国西南其他地区如四川、云南等地的研究。随后,吉首大学的罗康隆教授、江苏师范大学徐晓光教授、西南民族大学的杨正文教授、凯里学院的李斌教授、以及贵州大学的杨军昌教授分别作了主旨演讲,探讨“清水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与西南研究学术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和意义。


张应强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主旨演讲之后,研讨会展开六场主题讨论,分别是一、“清水江研究”与西南中国的民族志范式,二、流域与区域:清水江的贡献,三、通道、走廊与国家的西南治理,四、华南、西南与“清水江研究”,五、道路、河流与地方开发,六、国家边疆治理与地域社会变迁,围绕六个主题共有18位青年研究者围绕自己的具体研究进行报告发言,研讨会为每位发言人设置与谈人进行一对一的讨论,并邀请资深学者担当主持和评议。

 

121日下午设置的专题讨论环节概念、方法与认识:清水江研究的实践与展望将本次研讨会推向高潮,清水江研究丛书的六位作者和两位书评作者,围绕清水江研究实践与写作的经验、方法与思考清水江研究丛书的阅读体验与研究思考两个主题发言,其他参会学者也进行了自由讨论。


清水江景象(刘志伟供图)

 

第一位发言的是西南大学的王彦芸,她即将出版的新书《江河、商镇与山寨:都柳江下游人群互动与区域结构过程》,以都柳江下游的重要商镇富禄为考察中心,探究在清代开辟黔东南“苗疆”之后,都柳江沿岸商镇如何随着水路疏通、盐埠的设立而兴起,讨论因江河贯通而引起的人与物之流动,如何串连起沿岸商镇与山寨的诸人群,引发区域社会的变迁。她回顾自己求学之时,历史学与人类学对区域研究的关注与反思,并且受到“结构过程”理论的影响,因此希望自己撰写的民族志能够看到一个“动态”区域的复杂性,进而反思“区域”概念的局限。对于沿河流动的移民而言,河流上下的贸易链条,不仅与都柳江沿岸的多个市镇互动往来,也与他们的家乡广东、福建等地保持联系。而地方苗侗人群的“九域山、十段河”这种基于传统的款的社会联结方式,和因为山川河流的自然地理而形成的相互关系,使得不同人群所理解的“区域”非常不一样,随着时间推移,人群的互动往来、观念的流动,又突破种种边界,形成了既保持差异又意义共享的地方观念与区域文化。以此在这个意义上,区域是非常立体的、多层次的,又与人的观念和文化实践紧密有关。她的书里用不同的章节的材料去处理这样一个以“人之活动”为中心的“区域结构过程”,希望该书对“区域结构过程”的呈现,并非是一种对区域清晰的刻画,而是一种因人而相互纠缠、在过去与现在、实质与想象之间交错往返的“区域”图景。


谢景连、王彦芸、罗康隆


第二位发言是中山大学的黄瑜,即将出版新书《山水“峒氓”:明清以来都柳江下游地区的家族、婚姻与仪式传统》。书名中的“峒氓”意指生活在南方山区的“溪峒”人群,汉文献中“溪峒”一词指山间平坝,常常成为岭南山区人群较早定居和发展农业的聚落。唐宋时期,国家军队强势驻扎、设立堡寨。自明清以来,汉人商人和移民陆续迁入,开展稻作耕种、山林开垦和经商贸易等活动,传统中国的“大一统”制度与文化也在此落地生根,更演绎出丰富多样的社会形态。因此,她将该书立足于明清以来对中国南方“溪峒”人群村寨变迁的历史书写,以此进行“历史民族志”的写作尝试。与传统历史研究多着重于国家制度政策在地方的实施推进不同,该书更注重王朝国家的礼仪、制度进入背景之下,地方村寨民众在家族组织、婚姻习俗与仪式传统之间的“整体性”结构演变。涉及侗人村寨以“卜拉”(bux lagx,侗语意为父子)关系基础的““doux)组织如何受到儒家宗族理念影响与渗透,逐步实践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房族组织。而地方婚姻习俗也与国家产生冲突互动,甲民、侗、苗等人群如何通过通婚禁忌与规则的制定和变动,使得通婚关系结成的社会网络具有一定的伸缩性,从而形成国家与地方村寨之间、以及地方族群之间互动与博弈的能动关系,以及族群边界的多层次体现。而当地神灵信仰的多元性与宽容性,使得将更多不同村寨的跨地域信众彼此联结成一个能够超越于家族、婚姻群体之上的信仰网络成为可能,从而能够在人群的结合与联系之上跨越血缘与姻亲而形成一种跨地域的“组织之网”。


邓刚、黄瑜、谢景连

 

第三位发言的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邓刚,他首先对著作《从“锹里”到“锹家”:清水江下游三锹人的移民历史与认同建构》的研究对象“三锹人”进行介绍,自称为“三锹”的人群生活在清水江下游支流八洋河、乌下江等处零星分布的多个村寨中,以讲三种语言、吃糊米茶、唱三锹歌、族群内部通婚作为区别其他人群的标志。该书以三锹人在山地间的流动并参与清水江开发的历史过程为背景,结合不同时期人群关系的变动、民族识别、族谱的编撰等内容,探讨三锹人这一人群的认同建构,以及看似充满矛盾的多样性的认同表达背后的逻辑。接着对三锹人的迁出地湖南靖州流传的关于“三锹”这一称呼的不同解释进行了简单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猜测。同时讨论了作为山地民族的三锹人的迁移特征和生计方式,在进入清水江下游的山地之后,伴随着王朝国家力量的不断深入和木材贸易的兴起,人群关系、地权观念的变化推动了“三锹人”认同的形成。他最后提出在研究者介入之下,研究对象对于自身身份的重新审视,并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

 

第四位发言的是凯里学院的谢景连,其著作《插花地: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清水江下游地湖乡个案研究》,秉持人类学整体观,在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解读有机结合基础上,对贵州省天柱县地湖乡“插花地”现象展开历时考察,着重探讨其形成及其长期延续的原因。书中从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三个维度,解析地湖乡“插花地”得以形成及延续的原因,并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切入点探究“插花地”得以维系至今的复杂性。其一,国家行政力量对“插花地”确立与延续的影响最为具体直接。地湖乡成为“插花地”,与明万历二十五年天柱“改所置县”密切关联。在天柱改所置县过程中,王朝国家将原属会同县兴文里的地湖划拨给天柱县,从而直接导致地湖乡成为“插花地”。其二,地理和自然环境作为长时段因素,对于区域生态文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具有深刻影响。地湖乡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与相邻的天柱县远口镇片区同属山地丛林地区,而其周边侗族分布的地区则属坝区湿地生态系统。因此,地湖乡不仅是行政上的“孤岛”,还是自然地理、生态系统和民族文化上的“孤岛”。其三,文化通过人的具体活动得以呈现,而人也在文化的影响或制约下能动性地建构地方社会。考察地方社会建构过程,很突出地可以见到“人”在地湖乡“插花地”形成和延续中的影响,其间折射出来就正是地方社会的自主性。

 

第五位发言的是重庆工商大学的罗兆均,介绍了《人神之间: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公信仰研究》一书尝试以区域研究为视角,通过对湘黔桂界邻区域飞山公信仰于不同空间场域中、不同人群历史记忆下多样性实践的历史人类学考察,透过在国家与地域社会互动中飞山公信仰的“标准化”、“正统化”过程及其特征的展现,尝试揭示湘黔桂界邻地域社会民众的生活实践与区域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关联与过程演变。湘黔桂界邻地区为历史文献中被以“五溪蛮”、“飞山蛮”等各种“蛮”所指称的当下侗、苗等族群居住区域,历史上曾是历代中央王朝开疆拓土的重点区域之一,也是经营边缘地区的前沿阵地。在该区域这一“王化”过程中,大量移民的进入,构成了该区域的族群多样性,并创造出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飞山公信仰的形成与演变,呈现出与地域结构、族群关系密切的关联性。自宋至清历代中央王朝都曾致力推行的神明“标准化”、“正统化”,只是该区域社会中信仰演变的一种可能趋向,而不同历史时期特定区域社会空间中,人们基于客观条件与主观需要展开的飞山公信仰实践,则再现了这一信仰文化多样性与区域社会结构演变之间的紧密关联与张力所在。


王健、罗兆均


第六位发言的是吉首大学的吴晓美,她代表未能到场的云南大学刘彦,简介了《姻亲与他者:清水江北岸一个苗寨的历史、权力与认同》一书的主旨。该书以贵州黔东南清水江九寨的一个苗寨为考察对象,以婚俗改革、“生鬼”、“摆古”展演等重大历史事件为切入点,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清以来国家权力下沉与苗疆地方社会结构变迁之内在关联。改姓、婚俗改革、生鬼生产及当下的文化展演共同了形塑了苗疆的地域社会与国家形象。经由婚俗改革及由此生成的日常生活中的结构表征,苗疆人群不断将我者转变为他者,又将他者转换为我者的过程,建构了一个既不同于斯科特的平权社会,也异于国家管控制之下的苗疆阶序。在理论上:本书试图说明在王朝国家在苗疆权力下沉的过程中,地方社会的主体性建构,以及由此生成的权力结构问题。在方法论上:作者认为历史人类学需要一种融“历史于生活、在生活中还原历史”的方法论自觉,以便让日常生活展演历史、让历史叙述生活,使二者彼此成全,而非相互割裂。因此,本书研究的重要目的是回到人类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相关议题,强调和反思田野调查,充分挖掘隐藏在日常生活间的深层结构来讨论地方社会结构变迁的多重复杂体系,以检视人文社科相关概念及其理论问题。

 

随后,吴晓美对云南民族大学钱晶晶所著《历史的镜像:三门塘村落的空间、权力与记忆》一书的内容进行了介绍。该书以“空间”为叙事方式,呈现三门塘村落历史的不同镜像。作者指出,“空间不只是一种自然的地理形式人们建构环境的基本要素,它也是人们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建构的结果,它的存在有其社会经济条件,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作者先是对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地区木材采运市场网络、各级区域社会结构和地方传统文化网络进行铺陈,在此基础上围绕“谱系建构与姓氏空间”“佛教与村落空间”“历史记忆与空间意像”“力量的空间”“空间中的物——桥”“血与土交融的空间”“是侗非侗”等七个主题展示了一幅鲜活的村落历史画卷。吴晓美认为作为一本以“历史”为讨论主题的学术著作,本书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沉浸式的田野体验和对文献的细致入微的解读,以及在“坚定的人类学本位”之下拒绝采用以线性运动的时间序列而选择当地人的立场去书写历史,而作者给出的“既然不可能在历史与文本之间‘制造’出一致,那么便从缺失出发,努力来呈现一切”,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也令本书的书写方式充满了灵动。


清水江景象(刘志伟供图)


第七位发言的是重庆大学的孙旭,对于新著《集体中的自由——黔东南的侗寨的人群关系与日常生活》,他从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三重有意识和潜意识来谈。第一重的有意识是如何去理解和刻写活生生的人与其历史感。这来源于他参与南江侗寨古楼修建全过程的经历,期间有太多的纠结、争吵、激昂、困惑,每个人都非常的具体,这让他意识到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不是特定的角色、规范的执行者、也不是访谈构成的抽象理念的承载者与表达者,更不是研究者将自身的判断加诸其上的个体。而是活生生的人。他希望细致而多方面的书写他们的故事,从理性人和目的论的解释中解放出来。第二重的有意识,是探讨集体-社会性的约束力和个体-活生生的人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尝试延续人类学对涂尔干以来社会理论的反思,希望能够经由侗族的社会文化历史经验做出探讨。第三重的有意识,是侗族社会款组织和平权特性的生成性分析。不满足于把款组织和平权,当做侗族社会的既成事实,作为我研究的起点,更想知道,款和平权是怎么被人们出来的,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具体的机制和实践是什么,款的秩序是怎样被生成的?因而聚焦于不同的人群结合方式、人群间的复杂互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类实践。这个过程中,款和平权被消解了,反而透过其生成过程,更好地看到了侗族社会内在的运作机制。他在分析时尽管尽可能贴着侗族的经验,但关注的民俗概念,却潜意识地和自己接受的人类学英国学派的分析概念有所关联,因而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对相关概念有更丰富的人和更精确的把握,才能有有意识地比较异同,发现特别性和一般性,从而助益于学科和学术积累。


吴晓美、孙旭

 

最后发言的是《集体中的自由》的书评作者凯里学院的王健,他认为作为一部历史人类学著作,该书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示范:在一个无文字、史料相对稀缺的田野点,我们如何去书写他们的历史?诚然,无论我们站在何种立场理解历史人类学,都应抱持一种“历史文化相对主义”的情怀,即任何文化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历史叙述,我们当然不应该用自己的历史叙述去覆盖他者的历史叙述。简言之,历史是复线的,多声部的,而不是单线和单声部的。这意味着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者有责任去呈现出当地人主位视角下的历史及历史观念,而不是用他们的故事为某一套大历史做脚注。作为一部民族志,这是一部典型的“小地方,大论题”式的著作。作者去黔东南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侗寨做了一个长期的田野调查,显然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他者日常生活“鸡毛蒜皮”的故事,该书的“大论题”正是讨论“集体与个体”的相互关系。

 

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进行了专题讨论的总结发言,他首先指出,对以“清水江研究”为代表的西南研究,应该注意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关注区域社会中的“生态”、“生计”和“生命”三大要素的形态,坚持历史的纵向逻辑叙事与田野的空间概念相结合,理解传统王朝国家的阶序逻辑与地方百姓的平权逻辑相结合,方能真正“走进清水江”。其次,也要“走出清水江”,需要具有比较视野,进入一定的学术话语体系进行积极对话、挑战已有理论,才能形成“新话语”。最后要“回归清水江”,应该理解社会,深层回归,才能对西南地区、中国南方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有着新的讨论和反思。

 

最后,在研讨会的圆桌讨论环节,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首先肯定“清水江研究”能够围绕一批民间文献,围绕特定区域社会进行长时期的研究,不但培养出一批博士人才,而且能够联合广东、贵州、湖南、云南等不同地域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合作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献资料与研究著作,这是十分难得的。因此希望“清水江研究”能够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学术传统,并能够长期传承下去。其次,“清水江研究”也创造出一套具有自身风格的表达与写作的模式,既有传统的民族志和理论性的人类学研究,也加入了历史学书写风格的混合体,这种写作风格值得肯定,既有民族志注重长期田野调查的传统,也有清水江文书存在的影响,并且能够积极回应社会科学的理论探讨。第三,需要考虑“概念化”的问题,个案研究经验与情感的阐释比较充足,但是自觉“概念化”的努力仍然显得不够。“清水江研究”需要进行逻辑背后的科学化、概念化工作,需要进行“教科书”范式写作的尝试。


陈春声、郑振满


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也首先肯定“清水江研究”是对历史人类学和区域社会史学术传统的延续,期待未来出版更多的著作。并且指出不同研究著作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都十分清晰,既有研究路数的一致性,也各具特色,历史人类学的写作模式应该区别于传统的历史与传统的民族志,既能够回应历史,又能够超越“民族志”,这对人类学背后的理论建构是十分有意义的。中国人类学发展到今天面临着“瓶颈”与“转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类学从理论到方法长期是“拿来主义”,拥抱与回应理论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外来理论如何关照中国的实际状况,如何通过中国研究做出新的理论贡献,都是当前研究者需要去面对与超越的。尤其是中国西南地区,具有自身社会和文化的丰富与多元特色,能够从中揭示和发展出超越现有人类学理论的“新理论”。年轻一代的历史人类学人需要目前已经能够揭示出“历史”对当地人的“意义”,但也需要自觉将学术经验提炼成学术性“概念”。希望有更多年轻的学者真正走出一个既不同于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也不同于已经存在的人类学研究范式,能够真正把“历史”引入人类学研究的视野。这套“清水江研究“丛书的出版,让他看到了未来的这一可能性。

 

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指出,在中国开展人类学研究的田野调查,难以回避“文字”的影响,也因此仍然要处理“文书”或“文献”的问题。“清水江研究”之所以很多年前就引起大批研究者的兴趣,也是因为发现了大量的民间“文书”。但是这几年也慢慢发现,文书的大量出现也往往存在于一个有限的区域空间,而周围地区却相对稀少,比如都柳江流域就很少。那么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在清水江流域文书大量而密集的出现,而其他地方却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在文书没有进入之前,清水江流域原来的社会状况可能与都柳江流域差不多,原来可能没有文字的传统,很多都是在地的文化传统,当然很多状况很相似,比如都柳江后来也有很多外来人群进入,那么现在怎样去解释,在原有传统之上加进来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各位研究者之间能否有更多的比较与对话,并且要通过比较与讨论去提炼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出来,对解释西南地区,一些基本的因素能否提炼出来,在这个地区的社会生活里面,或者在这个地方社会的变化,或者是大家一直在说的“结构过程”当中,到底哪些因素参与进来,并且有着阶段性的特征,有着区域的特征。最后,对中国西南研究的学术传统而言,我们到底能否有所突破,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概念和理论,不是为中国社会发明的,其实也解释不了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未来更多元的理论大概必须从中国社会本身的经验事实去发现,而这些工作也必须依靠和希望年轻学者在未来更加努力去开拓和创新。


程美宝、刘志伟


香港城市大学的程美宝教授则提出,“清水江研究”是否能够面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经典讨论,如斯科特(James C. Scott)对赞米亚(Zomia)的论述,是否能够有更多的对话。历史人类学恰恰可以回答历史学很多的疑惑,我们有时候太以为历史学者书写的历史历史,而人类学者的研究,其实是在质问我们:这个真的是历史吗?或者是这个历史是怎么回事?人类活动的大量的时空是没有材料的,那为什么人类学可以信心满满的写出历史来,这个问题其实是值得所有这套丛书的写作者可以共同去向读者介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批成果确实能够体现出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这些年来所倡导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互动。


“清水江研究”再出发:广东南海三湖书院(参会代表合影之二,2019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