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8日-19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十六世纪以降的劳动人口与劳动关系”跨学科工作坊。本次工作坊以劳动人口结构与劳动关系变迁为主题，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等多个学校历史学、人口学、社会学的十多位专家、青年学者，旨在通过对中国历史和当下的劳动人口和劳动关系的讨论，进行长时段、跨地域的量化研究和比较，为进一步进行相关研究和建立1500-2000年中国劳动人口数据库奠定基础。
（与会人员合影）
本次工作坊由18日的四场报告和19日上午的项目研讨会组成。18日上午九点，会议正式开始，历史系冯筱才教授、人口研究所主任丁金宏教授和德国鲁尔-波鸿大学历史系莫克莉教授（Prof. Christine Moll-Murata）先后致辞。本次工作坊发起人冯筱才教授首先对各位学者，特别是外地、外校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提出，随着学界研究的深入，劳动关系早已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而是希望在更广泛意义上探讨人们“为谁”工作（for whom），“与谁”工作(with whom)以及在何种规则下工作。按照这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对全体人口进行分类和量化研究，是国际上流行的一种研究方法，不仅可以看到宏观的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发展状况，也可以发现许多地域、家庭乃至个人层面经济社会状况的微观变动。他期待通过这次跨学科对话，对中国劳动人口与劳动关系变迁及相关的全球比较研究做出有益的探讨。
（冯筱才教授发言致辞）
丁金宏教授也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对项目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提出人口学一直与历史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紧密相关，两个学科理应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十六世纪以降的劳动人口变迁与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关，包括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化的过程。打通这段历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当前的劳动人口与劳动关系状况，希望通过这次跨学科的有益尝试，加强人口研究所与历史学系的交流合作。
第一场报告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王琳老师开始。近年来，他们的研究团队对1933年、1954年和1963年部分省区的工业人口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分类。在对1933年工业人口的估算中，他们相对于之前研究进行了更全面的统计，加入了外资企业和军工企业等前人忽略的部分，并对工业企业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推算。对于1954年和1963年工业人口的重建则综合利用了现有出版物和各省档案馆所藏工业统计方面资料，按照行业进行了细致分类，并对社会主义改造前后的所有制变化情况也进行了比较分析。
随后莫克莉教授（Prof. Christine Moll-Murata）对日本殖民时代初期的台湾劳动人口和劳动关系进行了介绍。日本殖民政府控制台湾地区后，对台湾人口进行了细致的调查，这项统计工作从1900年一直持续到1945年，大部分统计数据（超过600个标题）广泛容纳了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很多有关台湾社会经济的学术著作都以这个统计为主要资料。莫克莉教授正是利用这些数据，对当时台湾人口按照非劳动力（not working）、互惠劳动 (reciprocal labour)、非市场性义务劳动 (tributary labour)、商品化劳动 (commodified labour)四种劳动关系进行了分类，并认为这一数据对于我们了解晚清大陆地区的劳动人口结构也有借鉴意义。
（莫克莉教授报告）
第二场报告以人口学、社会学的研究为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亚杰博士利用2016 年户籍登记数据，对1982-2010 年四次人口普查数据低龄组（0-16岁）数据进行了重新评估，认为在此阶段特别是“五普”至“六普”期间，青少年人口和中青年劳动人口重报现象逐渐凸显，并根据修正后历次普查低龄组数据重新计算了1990-2010 年我国的出生数量、出生性别比和生育水平，进一步证明了低龄人口的漏报问题。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计迎春教授则对当前中国婚姻家庭的再制度化进行了分析。计教授提出，计划经济时期在单位体制和马克思主义性别平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部分家庭功能被社会取代，婚姻家庭的作用有所减弱。1978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得到恢复，家庭和婚姻的功能与意义再度凸显。在儒家传统父权文化和“新自由主义”个人竞争思想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女性在职场中的性别歧视、职业隔离依然存在，同时在婚姻中讲究“门当户对”和“上嫁婚”，家庭代际关系也更加紧密。计迎春教授形象地将这种传统与现代杂糅的婚姻家庭状况描述为“马赛克家庭主义”（Mosaic Familialism）。
对于这些学者的报告，冯筱才教授、丁金宏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蒋勤老师分别给予了细致的评论。同时蒋勤老师还对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教授团队的历史人口研究和相关数据库建设进行了详细介绍。蒋勤老师自己对于清代石仓乡村雇工的研究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丰富了我们对于晚清时期劳动雇佣关系的认识。
（丁金宏教授点评）
在下午第三场针对晚清、民国时期劳动关系的讨论中，四川大学历史学院张杨老师首先针对1940年代川西平原的租佃制度与主佃关系给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货币迅速贬值，通货日益膨胀，地主虽采取加押、缩扣等行为，但通货膨胀的速度仍出乎地主预期，传统意义上的押租和押扣制度朝向越来越不利于地主的方向发展。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二五减租的名义，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介入租佃制度和土地收益分配之中，强制地主将部分土地收益转移给佃农，更是打破了主佃平分土地收益的基本格局，使地主在土地收益分配中占据劣势地位。张杨老师认为纵观1940年代，地主在国家和佃农的双重“剥削”下经济地位不断下降。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王治胜同学基于对一些晚清民国时期保证书、荐举账的解读，对这一时期晋商字号人事信用担保制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保证书、荐举账反映了近代中国民间人事用人习惯的历史变迁，新伙计的入号需有人或商铺作保，并签具有保证书，保人承担新伙计在商号任职期间的一切责任。这种建立在“乡土社会”上以传统伦理和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信用担保制度，体现了传统中国在用人制度上不同于西方契约型雇佣关系的一面。
最后一场报告主要集中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人口和劳动关系状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肖安淼针对1950-1960年代的人口统计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解放之初，中国引进苏联人口统计制度，实现了统计上的集中统一，但苏式定期报表制度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缺陷，人口统计数据并不精确。虽然国家曾试图通过学习印度抽样调查的统计经验和统计“大跃进”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并未获得成功，人口统计数据不精确的现象仍然存在。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闻文则对1950年代温州地区妇女的劳动参与状况进行了分析。根据1952年温州区妇联的统计显示，永嘉、平阳、玉环、瑞安等县妇女参加常年与临时互助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1.3%-1.9%，劳动参与率普遍较低。这种状况在农业集体化之后产生很大变化，根据1955年6月-1956年6月温州部分农业社统计，妇女劳动参与率达到80%以上，但各县之间差别仍较大。能够达成这种效果，与部分基层政府采取的高工分激励政策关系紧密，但这种物质刺激显然难以为继，在1958年之后温州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又普遍呈现回落状况。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学所金大陆教授对第四场的两个报告进行了点评，在肯定他们的选题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也指出研究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在19日上午的项目讨论会上，首先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崔龙浩介绍了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研究背景，现有收集的数据状况。在场学者针对数据的真实性、精确性和不同分类标准之间的互相转化进行了细致讨论。侯亚杰博士强调在人口分类比较过程中，要注意两组数据的统计口径是否一致，如不能用采用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两种统计口径的数据进行比较。随后，莫克莉教授对国际上一些类似的研究项目进行了介绍，其中许多成熟的统计方法和分类标准都值得借鉴，但同时她也提出这些概念、方法都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进行调整、修改。
（工作坊会议现场）
会议最后，冯筱才教授再次感谢了各位学者的到来和积极参与，并希望有更多的对劳动人口和量化研究感兴趣的学者、研究生参与到项目中，共同丰富我们中国劳动人口和劳动关系状况的新认识。
本次工作坊为华东师范大学跨学科工作坊项目的子项目，该项目旨在推动人文社科领域的跨学科交流。在两天的会议中，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从人口统计制度、统计方法、雇佣制度、用人制度、租佃制度、家庭婚姻制度和妇女劳动参与等多个方面分析了1500年以来中国劳动人口结构和劳动关系的变迁与特征。在这次交流中，体现了不同学科对于同一领域在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和互补。历史学对于数据收集的具体过程以及人的因素更为重视，对于劳动关系复杂的实际状况和历史变迁更为关心；人口学、社会学对于数据的分析则有着一套成熟、丰富的方法论，也更善于对研究对象的概念化和类型化。如果能够在结合各学科所长的基础上，既对数据的生产过程有一个详细的了解，获得更准确的数据并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又能够在对实际劳动关系状况更复杂的认识上进一步理论化、类型化，将大大深化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供稿人：崔龙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