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湘等主编：《晏阳初华西试验区档案选编：综合》，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
传统乡村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全世界都必然经历的发展过程。欧洲各国传统社会转型从十六世纪开始，至十九世纪中期工业化完成得以全面实现。在此过程中，各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也相应实现了向现代性乡村社会的转变。一九二Ｏ年代，在西方国家乡村改造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兴起了颇受国内外关注的乡村建设运动。乡建运动尽管派别众多，但总体上大致都是以转化传统乡村为现代乡村为目标的社会“改造”运动。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开展定县实验，梁漱溟领导山东乡建运动，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南进行农村改进工作，华洋义赈会在河北乡村推行合作运动，河南村治学院在河南推进乡村建设等旨在乡村“改造”的活动皆创生于此阶段。三十年代，国民政府也组织“农村复兴委员会”倡导和实施“救济农村”。其中，梁漱溟倡导的乡建运动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实践方案。
梁漱溟
在梁漱溟的理论中，中国乡村建设即乡村救济，乡村需要救济的原因在“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而中国乡村之所以不能免于各种因素造成破坏，“顶要紧的”原因是农民“缺乏组织”“缺乏团体生活”。尽人皆知，梁氏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生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人“只有身家观念，读书中状元，经营工商业，辛勤种庄稼，都不过为身家打算”，“人与人在生活上不发生连带关系，很可以关门过日子”，有“反团体的习惯”。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除弊”。梁漱溟的论定无疑说出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真相。这一认知与辩证唯物主义史家所谓中国传统社会是极具分散性的小农经济社会的论定基本一致。
按照上述理解，在传统中国乡村，维持家庭生活稳定存在与兴旺的社会环境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任何打破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社会关系的社会改造，或者说任何不能给农民家庭带来现实利益的社会改造运动都必然与农民形成对立关系，而这一对立关系蕴含着“改造者”与整个传统习惯的冲突。梁漱溟领导的乡村改造运动遭遇了这一冲突，晏阳初领导的乡村建设实践也受到上述历史逻辑的支配。
晏阳初
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初衷是教会平民识字，到一九二Ｏ年代末的定县平教实验区阶段，他的平民教育运动也转化为乡村建设运动，以全面改造农民的“愚、穷、弱、私”四大积弊为目标。由于针对四大积弊的“四大教育”（也就是“四大改造”）不可能给农民带来眼前的实惠，显然亦不可能取得重大实际成就。时人评论说，平教会“在一个小县（定县）之内每年化上了二十万元左右巨款”，“小小的成绩是不难得到的”，但“必须提出的是：在定县社会经济的根本组织上，或者更浅近的说，在定县最大多数民众的经济生活（狭义的）上，并不会因平教会之工作而引起根本的变革”。晏阳初在定县的实验不久就因全面抗战爆发而中断。但其实验内容不能给农家带来现实利益，即使不中断也不可能实现其预设的改变乡村落后状态的目标。
抗战胜利后，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在当时的四川省第三专署辖区开启了新一期乡村改造实验。一九四六年建“巴璧实验区”（当时的巴县和璧山），十一月正式开始试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扩大为覆盖整个第三专区的“华西实验区”，仍为政教合作的乡村改造实验。华西实验区乡村建设的组织者称此次乡建实践为“新一期”乡村改造实验。按主导者的解释，这一改变是因为此期实验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方针。具体而言是把针对“愚、穷、弱、私”实施的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中之“生计教育”置于中心地位。实验方式则是将实验区划分为“社学区”。社学区内建一所国民学校作为“建设活动的领导中心”，分为小学和民教两部。小学部负责社学区内全部学龄儿童教育，民教部由专任主任选用辅导生以经济建设技艺为主的知识教授成年农民，并辅导农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各种专业合作社，逐步改造农民“愚、穷、弱、私”的生存样态，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从这些设计看，华西实验区尽管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理念，但实践进程须经过传授生产知识和引导农民结成组织以促进经济发展，不是直接给农民带来现实利益，因此实验工作总体上仍难于形成乡村改造的内在动力。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华西实验区
按上述路径进行乡村建设，首要目标在组织农民走出落后的生产和生活境地，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做人口、财产状况调查。这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一步就极难进行。直至一九四九年六月还有不少民教主任报告调查困难重重：上门调查时，农民“有的关门闭户，有的外出不理”，有的当面“置之不理”。即使有农家愿接受调查，所得数据亦大半“不正确”。因怕抽丁，被调查人口者只报老人小孩，壮丁皆“隐匿不报”；调查财产则因“怕清算”，往往“以多报少”，唯负债数报告准确。乡内一个社学区的调查即费时四个多月才勉强告成。调查后开办成人教育传习处更是难上加难。农民们说白天必须下田“做工才有饭吃”，晚上读书耗不起灯油，且劳作一天已很疲劳，“需要早睡觉”，完全没有工夫读书。有的社学区在乡保长强制下办起来也无法持久，“头两天还勉强来应付场面，继续下去，就是一些儿童，有些传习处连儿（童）都莫有”。“开办传习处困难，比户口调查难多了。”至于办合作社，情况亦相差无几。正如民教主任李廷荣所说：“要改进农村，普遍的成立各种合作社，这诚然是一个良策，但是十个多月来的创办合作社，仍不过徒具虚名而已。”在华西实验区档案中，这类报告连篇累牍，且绝大多数是一九四九年上任民教主任的经验之谈。足见自一九四七年创建后，华西实验区以“改造”乡村为目标的乡建工作在两年间推进效果甚微。
众多民教主任反映的情况表明，华西实验区乡村建设实验推而不动的根本原因仍在于他们的“乡村改造”路径选择并不完全符合乡村实际。由于要通过全面改造乡村实现农民生存样态的彻底改观，平教会未首先考虑给农民带来现实利益，其众多举措对终年劳作以谋家庭生计的乡民而言仍属于看不见的长远利益，不可能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史实显示，平教会华西实验区乡村建设中成功之处均为一些能给农家带来现实利益的选项，其中最有成效的事业是在璧山县举办机织生产合作社。
璧山县农民素有以家庭织布为副业的传统。抗战时期因军品需求孔急，当地农家机织副业兴旺一时。战后军布停收，周转资金断链，农家机织相继停产。平教会抓住此机会，以贷给周转资金为条件创办机织生产合作社，几乎毫不费力即取得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初，平教会宣布拨出贷款五千四百万元在城南乡组织玉皇庙和蓝家湾两个机织生产合作社，款到之前半月，合作社即告建成。同年七月，平教会协调四联总处发放原料贷款十亿元，抵押贷款十二亿元，同时商同农民银行璧山办事处加入贷款行业，大规模创社扩产。在一九四七年内创办成功十三个铁机社、三个木机社，至一九四九年八月底共成立四十二社。在现实利益号召下，农民争相入社，接受改造，“乡村改造”似乎一夜之间便进入佳境。但事实的逻辑关系决定了这种繁荣必须有不间断的利益输入方能维持。一旦收益不济，情况就将急转直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平教会显然不可能带给一个县的机织生产合作社长期维持再生产乃至扩大再生产的市场环境。在合作社生产规模扩大后，重庆的市场很快便无法容纳其产品。平教会华西实验区合作社物品供销处璧山分处开始向宜宾地区开拓市场，但因合作社布匹规格不合宜宾市场需要，销路无法打开，经济循环立即受阻。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兴旺一时的机织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实际已走到尽头。
晏阳初是国际知名的乡村改造领导者，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美好未来怀有满腔热望，对改变农民的贫穷落后状态具有锲而不舍、奋斗不息的精神，但无奈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尚不能为他实现崇高理想提供起码的物质基础，华西实验区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实践最终未给他的呕心沥血带来应有的回报。与梁漱溟及其他乡建者们领导的乡建实验一样，晏阳初指导的最后一次乡村建设实验仍然没有成功。平教会华西实验区的结束是因国共政权更替戛然而止，但即使没有这一事变的影响，结果亦只能是大同小异。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注定了“实验”没有喜剧性的落幕。
成功可以留下恢宏的历史，不成功也可能留下历史的恢宏。晏阳初领导的乡村建设没有获得成功，但他的事业仍然恢宏地写在史册之上。他之所以能够因置身乡村建设而成为世界名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所从事的是全人类都希望，而且也必须走过的历史进程——把传统农村转化为现代性乡村，这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巨大的转折，是人类发展史上一座恢宏的里程碑。因此，他留下的历史遗迹不仅可以帮助当代人去反思一个彻底改变人类生存样态的历史过程，而且可以为当代人创造未来的历史提供不可或缺的既存历史参照。
研究晏阳初指导的华西实验区乡村改造的成败得失，意义至为重大。任何研究都只能建基于丰富史料的基础上。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收藏的华西实验区历史档案三百多卷，几乎是华西实验区档案的全部，为研究华西实验区历史提供了极其完整且颇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了让这一历史文献遗产更充分地发挥作用，更全面地展示价值，四川大学中国西南文献中心与璧山区档案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密切合作，经过五年多艰苦努力，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下推出了这套华西实验区档案丛书。丛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民国乡村建设：晏阳初华西实验区档案编目提要》一册。因民国档案本身没有现代性的文件题目，本册在整理华西实验区档案后，给每份文件重新编写目录，每个文件题目注明原件卷号，同时对每份文件主要内容加以概括，写出内容提要，供研究者通过提要了解文件主要内容及文件完整程度，便于直接提取所需档案。第二部分为《民国乡村建设：晏阳初华西实验区档案选编》。本部分精选华西实验区档案近一万二千面，内容包含华西实验区档案的主要内容，已全部转化为数字档案，能清晰呈现档案原貌，以方便研究者使用。第三部分为《民国乡村建设：晏阳初华西实验区档案概览》一册。本册选取档案保存、展览过程中的精美图片编成，便于研究者更全面了解该部分档案的全貌。
本丛书编著出版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展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档案的价值，初步地，但也是更完整地呈明华西实验区的历史面貌，为学术界研究华西实验区历史提供更多的便利，推进华西实验区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这是编者的初衷，丛书出版后如能在上述方面发挥一定作用，就是编著出版者的最大幸事！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