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记|青田两周:警惕心中隐秘的“暴力”倾向

发布日期: 2024-12-14   作者:   浏览次数: 10

阮家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大二学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从2011年开始就已经在浙南开展集体性田野考察活动,师生足迹曾踏遍温州各县乡村与城区。2016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简称“民地中心”)成立,大力推动地域历史研究,举办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并通过田野调查班的形式培养新型历史学研究人才。从2017年至今,华东师大民地中心在历史学系支持下已经举办了六届浙江暑期田野班。已经举办的田野调查班主要在浙江南部各县展开。每届田野班招收约40名研究生与本科生共同参加。在实际考察中学生会被分为多个小组,指导教师轮流跟不同小组活动,时间通常为两周。目前,已经举办的六届浙南田野班走访了超过500个村庄,已经访问老人四五千人。

2024年8月,由50名师生组成的第六届田野班在浙江省青田县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白天各小组在村落中进行口述访谈,搜集民间文献,考察乡民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晚上田野班就近借用村镇的会议室讨论总结一天的得失,解决各小组在考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解读搜集到的民间文献。回住所后同学们还要撰写田野笔记。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在书斋和课堂里度过,但在此次田野调研活动中,他们不仅接受了高强度的学术训练,增强了与人的沟通能力,加深对社会的认识,锻炼了身体和意志,而且还通过鲜活的历史存留与老人的回忆丰富了历史知识,学到许多通过田野研究历史的技能。学员们的所得并不限于历史学专业,他们撰写的田野笔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如同经受了一次洗礼;他们是如此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历史,以至于有人觉得自己就生活在历史的长河里,从而重新定位了自己与这片土地的关系;行走在一个个村落中,有的同学竟然神奇般地驱散了终日盘桓在心头的”无价值感“,发现了自我生命的意义,田野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魔力之所在!

虽然我是第一次参与田野调查,但随着活动的开展与深入,我也逐渐切身地领会到了冯老师和李老师在田野之前说的许多话。走进田野,就是去寻找现有史料未言说之处。

在田野活动开展之前,我已经了解到青田华侨有着很长的历史,却从没有在相关资料的阅览中了解过华侨这一群体是如何影响青田本地人的生活。我们某次受到村民的热情款待,在他们家中就餐。就餐时,村民提出一打红牛问我们喝不喝,我们感到有些惊讶,便随口问他们家怎么备了这么多红牛。村民没有马上回答我们,而是从橱柜里拿出两袋速溶咖啡,包装袋上边的产品说明写着密密麻麻的外文。我突然觉得此情此景有一丝丝荒诞,就好像是在等地铁的时候旁边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白领,而他的肩上扛着一把还沾着新鲜泥土的锄头。没等我们细问,村民随即就告诉我们,这些咖啡是国外的亲戚带回来的,他下农田前喝点咖啡或红牛,干农活时就会起劲一些。听完,我顿时觉得咖啡在其间完成的“身份转换”颇有意思。这些国外的亲戚们,把在他们眼里代表着“洋气”的咖啡以一种具有礼品性质的物品赠予给当地村民,而村民们并没有以被期待的方式去享用这小资情调,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功能性饮料”喝了下去。我作为一个青田人,虽在城里见到不少咖啡馆,但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咖啡竟也渗透到了青田乡村农民的生活之中。后来我们再去到别的受访者家中,就留意到了这一点,在青田的农村里家家户户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咖啡、葡萄酒之类的洋货,这些洋货都是国外的亲戚子女带回来的。

在田野中,我时时感到在现实中的无力感和渺小感。有次我随同李老师去往一位九十多岁的裘奶奶的家中。裘奶奶讲话时的精神不错,但身体状况不佳,患有哮喘,而她的丈夫儿女都已经去世,唯有她的外孙女还会偶尔来看她。在访谈的过程中,每当裘奶奶说到“一个人”等字眼时,情绪就开始变得很激动,眼泪也止不住地流。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也只能替她感到伤心,却感觉自己无法切实地减轻裘奶奶的几分痛苦,所以只得拍拍她的背,希望能够抚慰到她。裘奶奶在啜泣后缓缓说道,像她这样的老人,是只有黑夜没有白天的,每晚睡着之后她也不知道自己第二天能不能醒来。面对眼前这位惧怕死亡的老人,我终于意识到,目前为止接触到的每一位年老的受访人,在其有限的生命时间里,我与他们见到的第一面同时也极其可能是最后一面。那个无形的倒计时在我与受访者们见面的那一刻起便开始读秒,随后悄无声息地将我与他们缠绕在一起又在读秒结束后无情松开。在此之后,我便珍惜每一次与受访人相处的机会,待访谈结束后我也尽量与受访人好好地告别,以此最大限度地减轻心中的缺憾。

在田野过程中我们也听说到许多的“历史遗物”,它们有时是某座修筑已久的寺庙建筑,有时是某人手里的古老民间文献,可当我们循着线索向它们奔去时,才发现那些被判定为无价值的历史遗物,总是已被挖机推平,或是被一场大火燃尽,又或是被遗忘在无人在意的角落。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消息,总会感到无比惋惜。可当此次田野经历结束,回头再去看时,我才发觉到,我自己何尝不是在做着一样的事情呢?

那种无力感是时有袭来,但有时又不知不觉中行使了“暴力”。出于高效搜集信息的目的,我每到一个村子都在寻找老军人、老教师、老会计、老华侨这些具有身份的人,企图寻找一些特别的故事和文献资料。因此,在遇见受访者的最初十几分钟里,我都专注于从受访者口中获取我认为“有用”的信息,如若在短时间内未获得“有用”的信息,眼前的人便被我判定为“无价值的受访者”,而后被我撤去“话筒”,剥夺话语权,转而寻找下一个“有价值的受访者”。这何尝不是一种对历史的埋葬呢?

经过反思之后我才明白,口述历史的生产不仅与受访者的历史立场与自我认同有关,也与访问者——我——脱不了干系。口述史本身原是为了摆脱精英阶层所掌控的文字书写,我却再一次倒戈,对被压抑者行使着隐秘的暴力。我无意以时间有限为由为自己开脱,但恨自己只有一双耳朵一张嘴巴,恨自己知识储备不够,使得我面对如此大体量的待访人时偶感无力。仅仅是“尽力就好”的安慰似乎无法消解我心中的遗憾。

对于那些已经消失的历史记忆,我们总是迟到的。但对于有待发掘的,我们需要做到的不仅仅是谨慎对待它们,更重要的是谨慎对待自己。我相信,意识到错误就是改变的开始,在以后的田野调查中带着不同于以往的观念先行,充分尊重受访者的主体性,细心发现受访者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