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记︱“城市的历史人类学”:探索华北城市

发布日期: 2019-11-22   作者:   浏览次数: 617

(原载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www.clhm.ecnu.edu.cn)“学术资讯”转载。


731日至87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在河北保定开营。


2018年夏,教授们和学员们曾走进上海,将目光投向城市,观察当地普通人心目中的城市代表建筑物,倾听他们理解上海城市发展的内容和形式。上海一直在学者眼中是一个城市进程现代化发展的模版。透过考察我们发现,上海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例,我们希望从更加多元的角度来认识城市。因此,今年夏天,在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和宋史研究中心的支持下,第二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尝试走向华北,继续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旨趣与关怀,透过田野考察,以田野的眼光去读文献,紧扣到具体的地点与人群,去探讨中国其他城市的发展轨迹,探索自清末到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变化。


研习营遴选了来自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山东大学、苏州科技大学、中山大学、芝加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的20余位本科生、博硕士研究生参加,香港岭南大学、河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广东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的多位学者担任研习营导师,并邀请到保定、安国、石家庄、井陉、正定的学者——于盼粘先生、梁勇先生、田宏生先生及于坪兰女士等介绍本地的人文历史与文献收集情况。华东师范大学郭子健、朱丽祯等同学进行了长达月余的前期踩点考察。在考察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许多当地朋友的指导和帮助。


在城市中发现历史


831日开营仪式上,香港中文大学贺喜教授提到,历史人类学以往的重点是在乡村社会,探讨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的演变与及地方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现在我们开始希望从乡村走向城市,去观察20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城市史已经有深厚的研究基础,我们更希望以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城市。在以往的城市史研究当中,上海一直被学者们视为中国近代发展的一个典型个例。但透过去年的考察之后发现,上海其实是一个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特例。那么我们应该要去看不同类型的城市,去探索他们发展的模式。近代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有几个至关重要的元素,一是交通线的改变,特别是铁路的兴建;二是以煤矿为代表的重工业和技术的发展。我们想看看这些元素如何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于是,我们希望此次研习营可以尝试跳出既有的研究思路,设计以保定安国石家庄的路线,透过考察不同类型的城市,以期拓展更多的研究领域和思路。同时,我们还需要探索在城市当中有什么点值得关注,尝试找到类似在乡村的礼仪标签(ritual marker)的标志,探索在城市研究中可以提出怎样的问题,希望不仅只是看到城市的规划,更能看到在城市中生活的人的生存策略。


华东师范大学冯筱才教授认为,如今社会形态与一百多年前的社会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传统中国社会呈现城乡一体化的面貌,由于人(包括他们带来的物、钱、信息)逐渐向城市集聚,从而出现了近代以来显著的城乡分离的转变,行政管理模式越来越趋向城市化,乡镇发展的形态也开始与城市走向趋同。在这情况之下,过往的乡村社会逐渐消失,所以我们的研究更不能忽视城市,应该把目光投向城市。以往的城市史研究将城市当作现代化或是引进西方制度的一个现象,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城市管理与规划,即以管治为中心来研究城市,而这样的研究所涉及的要素就显得不够完整。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不同城市的环境影响着不同城市的人群的生计、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而这些衍生出来的问题是不应割裂开来的,需要放到一个长时段的视角进行观察。因此,城市史研究的实质就是研究人向城市聚集的问题。


科大卫(David Faure)教授指出,明清社会实际上是在皇帝省州府县乡村的这样一套架构下来运行的,礼仪维系着这套架构,乡村则是礼仪的中心与发祥地,因此在这套架构下,城市相对于乡村是位居边缘的,只有居末的商人才会流窜于城市,身处乡村,从事土地耕作的农民才是维系社会稳定之本。科教授指出,这套架构一直维持到清末,随着20世纪初新政实施,特别是1906年科举制度的取消,礼仪维持社会稳定的思路开始改变,政府的税收来源从田赋转移到商税,尤其是征收关税和厘金。此时,维系乡村稳定的宗族便不再是政府试图控制的首要机构,而城市在税收上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政府需要把控的对象。因此,在这一套架构衰落之际,从时间和空间上,我们也需对一套新的架构的实施进行研究,这也是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的探索初衷。


讲座讨论,王永曦拍摄


研习营由不同导师带来多场专题演讲,演讲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学者们对城市研究的实践与思考。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刘光临教授从环境、人口、水运的角度,对华北城市衰落与重建提供了一些思考。刘教授以自己的家乡经历为开篇,提出河南的贫困并不仅仅是自身的问题,而是华北地区的整体性衰落。但是,流行的南北经济重心转移说并不足以解释这个现象,该说法虽然能解释南方的经济崛起,但是并不能解决北方地区的衰落问题。刘教授认为国家整合大体上存在两种方式——市场整合和武力整合。宋朝的统治模式属于前者。但是自元代以降,市场整合失去效力,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前现代的社会状态。回顾宋朝,我们会发现,南宋统治的区域基本上都是最为富庶的地区,这正是因为这片区域位于中国地理定义上的第三阶梯地带,地形平坦开阔,水道交错纵横;即使是北宋统治的华北区域,其经济的繁盛也与水道交通网络密切相关。但是,刘教授引用谭其骧先生的观点指出,京杭运河的修建对于北方水陆交通影响甚巨,这也是我们在考虑北方衰落问题时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


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张雷教授透过清代北京城的用水等级体系和供水系统,来提醒我们关注居住在城市内的人群如何生活、用水的问题。对于水资源紧张的北京,饮水主要来自井水。北京由于同时承担着政治首都的功能,因此饮用水变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饮水具有严格的等级性。水质最优的玉泉山,只供给皇帝居住的宫城,他人无权饮用;以旗人为主要居民的内城,饮水全靠官井。官井由政府统一开凿,并委派包衣管理。尽管内城的官井不可买卖,但水道成为可以买卖的资源。至于外城则是另一番的景象,由于外城居民依靠私人开凿的水井之水,供水系统较为混乱,因此也成为不同势力所争夺把控的对象。明代的外城供水由山西人垄断。经历血腥的冲突和暴力,山东水夫自乾隆后期起,成功垄断了外城的私井、控制外城供水。由山东水夫建立起的行会,控制着外城井水的定价。张教授认为,清代北京的饮水格局是王朝建构旗人认同的结果,它强化了内外城之分,反映了清代北京深刻的二元性。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商人又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群体。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刘秋根教授利用目前存量巨大的晋商契约文书资料进行解读,探讨票商资本与民间会计运作。在讲座过程中,刘教授邀请研习营师生对具体银钱契约单据进行了阅读和探讨,通过师生互动的方式,引导研习营师生进行个案的探讨和交流,对传统票商的资本借贷、商户往来、会计方法等进行了具体讨论,展现了传统票商的细腻运行和银钱流动。


层累地看城市


华北的城市拥有悠久的历史。要理解这些不同城市发展的脉络,正如科大卫教授所指出的,首先需要对城市及周边的地理有感觉,要对这个地点培养出感情,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去更好地理解城市里面的人在不同区域、不同年代面对的处境,并提出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在城市之中跑田野,虽然还不能与严肃的学术研究相提并论,但在保定两天的考察中,我们走进官署、寺庙、教堂和北洋高官的府邸,了解建国初期城市规划的设计,更在曾经辉煌的国营工厂中探寻影响几代人的社会制度,这些足迹帮助我们一点点看到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如何层累地凝结在不同的城市景观中,而对于城市发展的脉络,居住在城市里人群的生计、经济及社会结构等相关问题的讨论,相信也可以从这里出发。


保定位于今河北省的中部,由于其临近京津,在定都北京的朝代里,此处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元定都大都,派张柔重建保州城池,并改名为保定,其卫戍京师的城市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京畿重地。这样的地位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康熙八年,保定成为直隶首府,直隶巡抚(后改为直隶总督)由正定移驻保定,使保定成为直隶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畿辅首善之地。晚清民国时期,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曹锟等左右近代中国政坛的人物都曾在保定执政多年,特别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更使得此地成为北洋时期的不可忽视的军事重镇。不过,随着周边天津、唐山、石家庄等城市的兴起,加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将首都南迁,保定城逐渐衰落。直到共和国成立初期,保定在政府的重新规划下开展工业生产建设,才逐渐转化为如今华北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


河北大学刘志琴老师介绍保定老城区,王永曦拍摄


在考察之前,研习营邀请河北大学贾慧献教授介绍保定的历史发展,他展示了自己收集诸多珍贵的近代保定历史照片,使得学员们对保定的建城沿革和城市发展脉络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河北大学刘志琴教授带领下,学员们对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天主教堂、古城墙等处进行了田野调查。刘教授提醒我们,在实地观察建筑时,需要留意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的建筑上所体现的不同时代的权力结构与文化象征。透过在古莲花池旁的碑刻研读和抄录,学员了解到自明清之际直至今日保定的历史进程。而在保定老城的东西大街,刘老师提醒我们去关注保定与周围市镇的商业实态。


保定不仅保留了传统城市的痕迹,建国初期,政府规划下诞生的工业区,也重塑了城市面貌。50年代初,政府在保定市西郊划定工业区,建起多家工业企业,本地人习惯上称这个区域为西郊八大厂。研习营的工作人员通过前期走访,联系到早年参与保定城市规划的工作人员,以及八大厂中的天鹅化纤厂和乐凯胶片厂职工,作为研习营在保定的主要访谈对象。在保定考察的最后一天,研习营师生分组对他们进行了访谈。


作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新增的重大建设项目,保定天鹅化纤厂始建于195710月,19607月正式建成投产,是我国当时兴建的第一座大型纤维联合企业。该企业尽管现已停工,但当由河北大学唐晔老师带领在厂区考察的过程时,我们看到保存下来的生产车间、动力设备间、输运小铁路、职工宿舍,仍然可以想象当年生产规模之庞大。通过对化纤厂不同工种,不同性别职工的访谈,学员们不仅对国营大型工厂的生产生活实态有了感性的认识,也切身体会到成功的访谈一定要建立在充分的背景资料收集之上。


保定天鹅化纤厂,王永曦拍摄


乐凯胶片厂的发展历程则让学员们思考技术引进对企业发展可能产生的作用。乐凯胶片厂是苏联援建一五六工程的计划外单列项目之一。研习营师生主要访谈到胶片厂已经退休的温先生和石先生。二老年轻时都曾经赴苏留学,学习胶片的化学制造工艺;回国后成为乐凯胶片厂的技术骨干,主持研发特种胶片技术,用于航天、航空军用胶片及电影胶片等领域。改革开放后,乐凯迅速调整经营方向,面对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需要,学习日本、西德等国的先进胶片经验;改进工艺,推陈出新,使国产彩色胶片成为一度和柯达等国际一流品牌分庭抗礼的品牌。


对保定城市规划局的退休干部李老和白老的访谈,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建国初期国家城市规划思路的机会。据两位工程师回忆,在正式开始保定的城市规划设计之前,他们曾在北京参加由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办的华北城市规划培训班。在那里,李老学习了苏联的城市规划知识,并亲身经历了北京关于城市功能分区的讨论。回到保定后,李老主管保定城市规划,将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了保定城市的建设当中,在规划过程中,拆除保定城墙与八大厂的选址曾是他们工作的核心。通过与两位城市设计者的交流,研习营师生得以从更宏观的时代背景下了解共和国城市的诞生历程。


保定天鹅化纤厂考察,王家耀拍摄


在当天晚上的讨论当中,各组学员们就下午的访谈分享各自收获的同时,作为土生土长的保定人,刘志琴和申慧青两位老师也分享了他们在生活中对西郊八大厂的看法,以及与职工及其眷属相处的故事。在他们看来,西郊八大厂每个企业有各自的管理机构和公共设施,这些工厂职工在日常生活上与居住在城区的市民便会区隔开来,这也影响到工厂职工与城区市民的身份认同。因此,可以说,当工业生产区建立起来的同时,一整套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组织制度也建立起来,这个新建立起的社会与原有的社会环境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保定的考察让我们看到自元代以来的城市发展过程,当然,在华北,还可以在很多城市中寻找到更早期的历史痕迹。在正定县古城里,我们就看到了多座始建于隋唐五代时期的寺院,大量的碑刻反映出中古以至明清时期,此地在中央王朝管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类似正定这样的聚落,相信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勾勒出其发展脉络。


传说、水运与市镇兴衰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呈现城乡一体化的面貌,除了县城以外,各地的商业市镇也是地方社会各种组织活跃的地方。研习营此次前往安国考察,意图了解华北地区传统市镇的发展特点及近代以来的转变。前往安国考察前,学员们需要提前阅读相关文献,提出感兴趣的问题,并尝试在田野中解决问题。


安国市位于保定的西南部,是全国非常重要的南北中药材集散地。坐落于县城南关外的药王庙久负盛名,根据碑刻资料,其历史可追溯至明代成化年间。非常不巧的是,药王庙因近期维修无法参观。但是,我们透过仔细研读了门外铸造于道光九年(1829)的铁旗杆铭文,发现捐助客商以地域划分来自陕西、山东、山西、关东等地,以行业划分则有药材、杂货、估衣、皮袄等行,可见当时药王庙商业之繁盛。带队的《安国县志》主编于盼粘先生告诉我们,药王庙旁有泰山奶奶庙,香火相当旺盛。药王庙附近的同恒公商号旧址,曾经是由民国时期安国本地四大财东之一的张氏所经营的客栈,许多来药王庙贸易的客商都在此落脚歇息。在短短一个小时的行走中,我们在安国的所见所闻深切地感受到自明清至民国大历史的变化。


安国药王庙,田芳拍摄


为了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地了解安国药材贸易市场的情况,我们设成两个小组,分头行动,进行研读碑刻和访谈熟悉本地情况的老人。围绕药王庙修建及药材市场形成的问题,罗艳春和黄素娟两位老师组织第一组学员共同研读药王庙内所藏的碑刻文献和民国时期撰写的《安国药市调查》,力图还原药王庙兴建的历史过程以及祁州药市的发展脉络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祁州药王庙的前身是皮场王庙,该庙位于祁州南门外,皮场信仰从宋代开始在当地兴盛起来。到了明朝成化年间,知州童潮撰有《重修皮场祠记》为其正名:皮场为州灵神,祀典虽不列,而前朝封制具存。其恤民隐,药民灾,寿民命,……匪淫祀也。显然,此时的皮场王庙还是一座不知名的地方庙宇。万历年间,御马监太监重修明灵昭惠显祐王祠,其后香火渐盛。随着敬神祈福者的云集,庙会贸易逐渐兴起。不过此时的祁州应是一个百货辐辏的综合性庙会市场,药材贸易只是其中之一。根据许檀的研究,祁州药市兴起于清初,乾隆年间,祁州庙会以药材贸易为主的特性逐渐彰显。到了嘉庆九年(1804)《重修皮王神阁碑记》记载:祁州南关药会,天下驰名旧矣。……迩年来药货倍多,药客云集,每逢朔望,男男女女进香于庙者指不胜屈,是以布施浩繁,络绎不绝。从碑刻上捐款记载来看,来自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关东以及少了江西、广东药商来此贸易。这些药材帮将各自家乡所产药材汇集到祁州药市,又从祁州购买其他地区所产带回各自的销区,从而形成大规模的药材流通,安国也逐渐成为华北重要的药材市场之一。


安国的药市贸易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据原安国制药厂所长冯先生给我们介绍,他的外祖父便是在安国开药店,从事药材贸易。当时的药王庙由道士管理,庙会的时候香火尤为旺盛。虽然在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军队曾占领安国,药市贸易受到影响,但到了50年代,药市开始重新繁荣起来,本地的药商非常活跃。在合作化时期,药商安排组织到一起组建制药社,后来改为安国制药厂。到了改革开放,外地药商又得以在安国设厂。


第二组则由科大卫、贺喜、冯筱才老师与安国市方志办工作人员带队,一同访问了安国地区一位96岁高龄的周先生。周老回忆了他参加革命工作的经过,譬如挖地道、掩护八路军及对日伪宣传的反工作,到解放后在安国本地学校任教。他的人生经历,生动地展现出一副抗战时期安国县乡村地区不同势力之间犬牙交错的复杂态势。安国市伍仁桥村周边区域则让学员们了解到药材贸易交通要素的问题。据方志办工作人员介绍,伍仁桥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依考察所见,伍仁桥下的河道已断流,但在过去该处有磁河流经,附近设有水运码头,以水运便利的关系,该处成为安国药材的贸易网络重要的集散处。尽管如今水道已不再使用,但宽阔的桥面与桥上残存的石狮依然令师生们轻易想象出彼时的车水马龙。


采访安国百岁老人,蓝图拍摄


尽管我们在安国逗留的时间只有一天的时间,两组学员透过碑刻文献的研读和口述访谈,对安国的药材贸易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还有很多的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譬如交通的问题,安国药市的发展得益于靠近河流的缘故,但随着河流的枯竭,水运的发展受到限制,安国药市贸易如何延续发展,这其实也是整个华北地区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在传统时期,华北地区发达的水运网络为物资运输和商业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得条件,而这个水运网络从存在到消失的过程也对于华北城市的发展历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么,到了近代,河流的枯竭和铁路的兴建又如何影响安国药市乃至华北地区的发展,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安国药市贸易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得以复苏,这样的发展历程与过去以市场为中心兴起的模式非常不同,反而让我们去思考政治因素在地区发展中的作用。


铁路、煤矿与近代城市的兴起


如果说在保定、安国等地看到了华北地区那些因地缘位置、水系以及传统贸易路线而发展起来的历史悠久的聚落,那么,石家庄则可能代表了另一种华北城市类型。20世纪初,随着南北向的京汉铁路与沟通晋冀两省的正太铁路的相继通车,两线交汇处的石家庄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由蕞尔小村向国际化都市的转变历程。


为探寻石家庄发展的历史轨迹,研习营全体成员由熊亚平老师带队,前往清代铁路通车以前,石家庄附近主要的集镇所在地——振头考察。在今天的行政区划下,振头属于石家庄桥西区辖下的乡级单位。尽管如今的振头附近已经遍布住宅小区,但是坐落于高架桥旁的清代关帝庙,还记录有近代化前的乡村社会痕迹。关帝庙中现保留有康熙、雍正、嘉庆、光绪等不同时期重修庙址、兴办义学的碑刻。学员们分组校录了碑文内容,注意到这些记录公共事业的碑文由不同时代集镇管理者撰写,一方面反映了关帝庙在清代振头集市运作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依稀可以看到振头集曾经的繁华。


距离关帝庙西北约5公里处,即是20世纪初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线最初建火车站的位置,这个区域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渐取代周边集镇甚至县城的地位,孕育出新的城市雏形,成为城市中心。建于20世纪初的正太饭店和大石桥是还原当时火车站生活场景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说透过正太饭店这座漂亮的法式建筑,可以一窥时髦优雅的生活方式,那么解读大石桥的功用则很可能帮助理解石家庄站与周边乡村的关系。石家庄考察结束当晚,熊亚平老师向学员们分享了自己关于石家庄的研究,同时也组织师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1930年代石家庄大石桥,载自《正太铁路接收纪念刊》(1933)


民国时期的正太饭店,截自王智主编的《百年石家庄》(2001


今天的正太饭店,贺喜拍摄


石家庄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不仅得益于铁路途径,更是民国时期特殊的转运业发展的结果。我们今天已经非常习惯同一列火车可以在不同铁路线之间转轨,然而,京汉、正太两线最初修建的轨道距离并不一致,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虽然京汉、正太两线在石家庄范围内相交,但是直至1939年正太铁路由一米窄轨拓宽为标准轨距之前,市内却有两个隔街相望的石家庄站。无论是乘客还是货物,当从京汉线换乘正太线,都需要先下车卸货再过马路进正太线的石家庄站,反之亦然。随着人员、货物的聚集,两站附近堆栈等行业的发展,为了更有效率,更安全地沟通两个区域,大石桥应运而生。从现场的介绍和其他相关数据来看,大石桥是正太铁路工人为避免伤亡而集资兴建的。不过,在现场观察过大石桥的宽度完全可以通车之后,师生们则进一步猜测,这座桥可能与火车站东部休门村的利益相关。休门作为一个类似于振头、在铁路兴建以前已经繁荣的聚落,生活在休门的人们是如何将自己既有的优势与新兴的火车站联系起来的呢?原来已经在地方拥有势力的人与随着火车站而兴起的新兴阶层之间又是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呢?考察石家庄的城市面貌正是为了解答这些建筑背后与人有关的问题,只有亲身感知过建筑所在的环境,才有可能体察不同人的生活状况,这也正是历史人类学的追求。


1920年代石家庄火车站附近示意图,截自《河北工商月报》第1卷第3(1929)


虽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作用不容小觑,但是正如石家庄文史研究者梁勇先生所述,石家庄近代以来的快速成长也深刻建基于附近地区的工业发展。井陉即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区。从石家庄市区驱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井陉地区。井陉位于太行山东麓,是晋冀要冲的太行八陉之一,军事地位重要,历史悠久。晚清以来,其境内埋藏的煤炭资源得到了大规模开发,逐渐形成煤矿工业区。目前,井陉设置有两个平级的政府单位,井陉县政府与井陉矿区政府,矿区政府直接隶属于石家庄市政府管辖,这样的行政设置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并确认了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工业管理模式。


延续石家庄的考察思路,研习营师生在井陉的行程也是先从明清时期的区域中心开始的。天长古镇距县城约15公里,是井陉明清时期的老县城,如今基本保存了古城的形制与街市规模,城内的城隍庙、书院及个别家族宗祠还保留有碑刻。研习营在古城的向导蔡大爷,退休之前在县城的煤炭管理局工作,他的父辈中有人曾在本地开办小煤窑,也有人每日往返20公里在更大的机械煤矿中工作。尽管古县城的整体面貌似乎已经停留在传统时代,但是聆听当地人的故事,了解他们的经历,还是可以寻找到工业化引发城乡关系转变的痕迹。


井陉煤矿生产区,贺喜拍摄


近代以来,整个县域内最大的变化,即是出现一个全新的煤矿生产区。这个区域内,在建国前主要有两个机械煤矿公司,创办于1898年的井陉煤矿公司(又称井陉矿务局)和1912年诞生的正丰煤矿公司。此两个公司的坑口在建国后成为国营井陉煤矿的二矿和三矿。二矿目前保留有19世纪末德商经营时期的矿井架、动力水塔和办公大楼;正丰煤矿公司时期的办公区及高级职员生活区建筑(段家楼)、地下坑道及连通正太铁路干线的凤山支线如今也都完整保留在三矿范围内,研习营师生也主要考察了这几处工业遗迹。在原正丰煤矿公司的煤矿坑道中,在目前已经采空停产的煤矿作业区周边,大多没有工业区生活经验的师生们都非常兴奋,在矿场的实地环境中,一种与传统中国截然不同的围绕机器动线布局的工业生活生动的呈现出来。在参观过史料翔实的井陉万人坑纪念馆后,研习营全体师生返回石家庄,并在当晚分组对考察当天的心得进行了整理讨论,讨论主要围绕井陉煤矿与周围本地居民开采的小煤矿之间的关系,以天长古镇为代表的周边市镇与矿区间的关系,井陉矿工的生活状况,以及生产区、商业区对城市兴起的影响等命题展开。


矿道里的老君庙,贺喜拍摄


井陉段家楼前合照,田芳拍摄


理论学习,文献阅读与田野实践结合,是历史人类学一直主张的研究传统。当田野的地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本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也依然延续了过往高强度的训练方法,透过密集的理论、方法论学习,即时的田野考察,当天晚上的文献研读、田野总结,让学员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可能地了解、实践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六天的田野考察,密集的行程,我们希望尽可能地发现不同类型的华北城市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希望在一个更大的区域内讨论乃至发现华北城市可能的研究路径。这一路走下来,我们不断发现感到兴奋的地方,从制度变迁对城市的影响到交通方式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从科技进步引致的技术革新到高速发展带来的疾病、污染等新的社会问题;从空间环境的变化到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特别是普通人在动荡的时代变迁中创造出的充满力量的生存策略,都激励我们不断地探索下去。


第二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田野考察部分已圆满结束,不过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城市史的过程才刚刚开始。学员们将在田野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文献资料,进行更加深入的具体研究。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生工作坊也将于年底举办。我们期待年轻的学者们在田野和研讨的基础上,互相学习、对话、与交流,收获友谊,并形成具有新意的学术成果。


(感谢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和宋史研究中心为本次活动提供的帮助和支持,本文由王永曦、朱丽祯、郭子健、马丹、蓝图、杨之水、朱戈辉、高晓宇、侯梦伦、马文阔、李卓、赵晓曦、李文哲、唐浩、聂阜江供稿。)